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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厦门的第十二天是农历六月十七日。
一早醒来，我看了看枕边的怀表，还不到六点十五分。大概是接受了大前天没赶上小蒸汽船的教训，今天我醒得特别早。从床上起身向窗外望去，乌云密布，甚至连灰色的天空本身也仿佛就要落下来似的。每天早上在窗前树枝上快活地歌唱的小鸟，今天也胆怯地沉默了。但是我已约好了今天前往，如果今天不去的话，也许以后再也没机会去了。于是，我没多想就匆匆起来，又匆匆出了门。————我想看看自到厦门后就一直有各种传闻徘徊于耳边的漳州，还有占据那里的陈炯明的治理措施。又听说，近两周漳州军将要与广东军决一死战，这更增添了我的好奇心。
小郑————就是从台湾的打狗开始，一直陪着我越过海峡来到他自己故乡的小郑————替我拎着包，送我到码头。他本来是要和我一起去漳州的，但临时有事，必须得明天乘船回打狗。我只好忍耐着诸多不便，比他晚三天乘开往基隆的船回台湾。我想，干脆趁这个机会去看看漳州，而且别人也是这么劝我的。因此，我们今天码头道别，只待四五天后在台湾再见了。在这四五天之中，我将独自一人，留在这陌生的异国土地上。
和小郑告别后，我登上了舢板。待在这艘从鼓浪屿开往厦门的船上时，天空果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十五分钟的行程中，我的柞丝绸西装全部湿透了，雨水甚至渗到了皮肤上。船到了英租界的码头后，我上了岸，向镇那街的新高银行分行门前走去————今天将陪我一起去漳州的三个台湾人，应该已在那儿等我。但是已经到了约定的七点钟了，他们还是没有来，我只好悄然站在简直要打穿洋伞的瓢泼大雨之中。不久，他们从对面过来了，看到我后打了招呼。原来，刚才他们一直在店里买杂货、药品等。这三人是大前天旭瀛书院（设在厦门的日本小学，由当地的台湾公会经营）的冈本先生受我之托替我找的翻译兼向导————包括该书院的教师徐朝帆和余锦华，另外还有一位我没见过的绅士。寒暄后我才知道，这一位叫许连城，毕业于台北医校，现在在漳州开业行医，同时在漳州军兼职，具体说就是援闽粤军的一等军医。
本来这里到漳州是有火车的，地图上也标出了这附近唯一的一条铁路————据说叫作漳厦铁路，十多年前修的。从厦门乘小蒸汽船到嵩屿，剩下的九十七里（这里的“里”是中国的距离单位，下同）就可以坐火车。但现在因为内战，铁路已停止使用了，因此我们只能乘小蒸汽船去。本来由于厦门到漳州有一百多里，我应该去领事馆领取内地旅行许可证，但我嫌麻烦，再说即使没有许可证，谁也不会说什么的，所以就没去领它。
我们要乘的小蒸汽船浮在离英租界不远的水面上，船上早已挤满了人，几乎连让我们舒服坐下的空间都快没有了。再说这船吧，它大约是隅田川的蒸汽船的五倍大小，像个怪异而老掉牙的代用品，让人觉得从船底到引擎的钢铁似乎无处不在冒烟。好在现在雨停了，但我又不安起来：在这靠不住的低垂雨云下，在如此破烂的小船上，挤着这么多的人，万一沉船的话……我向四周看了看，没人显得担心害怕。可能的确没事吧，但是中国人一向不慌不忙，心安理得，他们的这种安心可靠不住。要是等到沉船时才惊慌不安的话，那可就为时已晚了。万一真发生这种事，在这个日本人不受欢迎的地方，一定没人会救我这个日本人的性命的。又或是我被人找碴打架，万一被推落水中的话，恐怕不会有人来伸手救我……我胡思乱想着这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时看看周围。————这也是因为船总也不开，令人觉得十分无聊之故。同时，也是因为在这拥挤不堪的人群之中，我是唯一的外国人的缘故。船似乎早就可以开了，但它就是不开。我们的船要上溯的河流的河床很浅，为了使船能向上游尽量开得远些，每天必须算准当日涨潮的时间。可是即使在涨潮的时候开船，也不能到达漳州。所以，我们在中途必须换乘吃水浅的河船。
昨天小郑的朋友周先生告诉我，漳州中学的英语教师朱雨亭也将与我同船，并给了我他的介绍信。但是在这人群之中，我实在分辨不出哪个是他。据说，周先生也告诉了朱先生我今天与他同船一事，这样的话，若朱先生稍稍机灵点，认出我这个船上唯一的日本人，并招呼我一声“对不起，请问您是去漳州的日本人佐藤吗”的话，该多好啊！对了，这句用英语该怎么说？反正我是不会说。朱雨亭先生会不会也因为这句话的英语太麻烦而在等我先开口呢？不可能！他和我不一样，他可是英语教师……话又说回来，东京的朋友要是听说我用英语交谈一定很高兴吧————此时此地，我突然十分想念东京了。汽笛缓缓响了，船像是要开的样子。已经九点了，我们竟等了将近两个小时。但是，好在天气似乎要转晴了。
小蒸汽船从鼓浪屿的外侧绕到了内侧，先要横穿鹭江。我们遇到了三四次在海上航行时常见的暴雨，使得船中着实骚动了一阵。但这毕竟是从江口向内河行船，所以没碰上什么摇动船体的大风大浪。只是四周因雨而朦朦胧胧，我再也看不见前天在集美的归途中所见的景色了。此外，船篷因破旧而严重漏雨，所以大家都在它的下面撑着伞。这也没什么。从他们伞上落下的水珠，滴滴答答地不断打在他们的脖颈、肩膀以及帽子上，他们却宛若不知；可是一旦我伞上的水滴，哪怕是一点点，滴到他们那儿，他们就立刻瞪起眼看着我。这时候，船员推开众人来卖船费牌了。这种牌子是把竹片的顶部削成紫萼状，再染上红墨水之类而制成的。看上去有些像小孩子的玩具，倒挺像中国人的风格的，非常有意思。因为今天下雨，所以牌子是平常的两倍价钱————六十钱。这就是厦门到石码十七海里的船费。船上的早饭馄饨是一碗十二钱。所有卖掉的牌子，到最后要再次收回。
当船员来收回竹牌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个老头儿好像刚才没有买，现在正在付钱。他坚持说现在是晴天，只付三十钱。的确，刚才来卖牌子时虽在下雨，但现在已经在渐渐转晴，微弱的太阳也出来了。他的说法倒也不无道理。尽管，这个老头儿握着三十钱，从刚才开始就一直观察云彩移动的行为，总是令人感到有点怪。
起航后大约一个半小时，船前方的左侧就出现了一个名叫海澄的小镇，沿支流南溪和主流西江的交汇处建有码头。这时天气渐明，在蛋黄色阳光的薄照里，码头上停着三四十只扬着帆的帆船。周围一带尽是秃山，只有南溪两岸的水中倒映着葱葱绿色，令人向往。南溪之水与我们所过河流的混水相比，显得格外清澈。即使在融入主流之处，水也保持了一段清碧。我猜想“海澄”这个名字，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的吧。总之，这一隅的绿树绿水，就像回忆儿时的事时的定格一样，显得特别鲜明。站在远远的船上望去，这个小镇颇具日本风光。我想起了自己十多年前游玩过的九州岛原附近的一个无名渔村，它的入江处与这里的情趣完全相同。后来，我听说这里明末时是倭寇的根据地。————我不知道生活在杀戮中的他们，在这里是否也像我一样怀念故乡的风景？在海澄附近，我们的船暂时停了下来，就这么浮在河中。不久，从海澄清澈的水面上，驶来一叶舢板————原来我们的船在等它。我想可能是要让乘客上舢板去，但事实并非如此。舢板上有几个漳州军的士兵————据说最近对每一只船都要检查，看看有无可疑物品。他们有四个人，上了蒸汽船后就叫我们开船，然后在船上四处查看。他们看上去有些耀武扬威。听说这一带近来时有小战————也许称不上“战”，只是小小的交火吧，我感到果然有几分这种气氛。左岸随处可见不太大但却很高的正方形建筑物，它们的墙壁是白色的，别人告诉我那是枪塔。
不久，也即离开海澄约三四十分钟后，小蒸汽船到了石码。我们在这儿下了船，准备换乘河船。在快竣工的花岗岩石壁旁，果然停着许多等待客人的河船。因为正是十二点，旅客们要先在石码吃中饭，所以我们定好河船后也先去城里转了转。石码并不大，据许连城说，这里是漳州的门户。因此，漳州军在改建其根据地漳州城的大街小巷时，也把这里改建了一番，修了公园，开通了漳州石码之间的道路等等。那壮观的花岗岩护岸工程也是他们所为。许先生到底是漳州军的军医，言辞之间对漳州军颇有袒护————尽管陈炯明的所作所为在外面是毁誉参半。现在的石码已扩展到了原先的三倍大小，看看到处残留的以前的房屋基石，就可明白这一点。新的道路约有近十米宽，两边的房屋并不是厦门街市上那种肮脏却带有某种凝重气氛的红砖建筑，而是新建的、单薄的、模仿西洋的白色建筑，有些像小小的电影院。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石码变糟了————中国的传统美荡然无存，而同时新兴的势力又极其微弱，简直如同可有可无的骗局，令人感到不安。考虑到这些变化仅仅发生在一年之内，现在也算是可以理解的吧。然而道路确是宽广便利了。当我说到在这种路上可以使用人力车时，许连城道：“想用人力车的话确实是能用，现在也有人这么提议过。但是漳州政府认为这种人拉人的交通工具是不民主的，因而禁止了。”
大路的尽头是公园，这里原是城郊的田地，后来人们填平田地，在上面修建了这个公园。看那布满铁丝的木栅栏，就可想见它有多么粗俗。公园里种有一些奇怪的树，一边的角落处有一个呈趴伏状的研钵形人造斜丘，上面新种了草坪，草还不是很茂盛。我在这因下了雨而泥泞不堪的“人造土丘”上环顾四周，仿佛是为使公园名副其实似的，只见附近开着一些不大的红花，也许他们认为这就可以算是公园了。在山丘上简陋的亭子中，一个男人正悠闲地坐在白木制的凳子上。
光看这所谓的公园，（虽不免性急了些）我就开始有些讨厌陈炯明了————在此之前，我只有纯粹的好奇而绝无好恶之念，可现在看来，这人也许只是个投机的骗子。即便人格上并非如此，但至少他在漳州地区的所作所为，似乎并不是完全的建设。我作为一个旅行者，以旅行之人特有的不负责任之心，虽未免急了些，但已在对陈炯明毁誉参半的种种议论中，在毁与贬的那一端，开始加上自己小小的砝码。
陈炯明是何许人？在漳州干什么？当时当地的内乱又是怎么回事？
回到厦门，不等我询问，便能听到各地关于陈炯明的种种传言和议论。综合这些传闻，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陈炯明是广东人。起先，他在广东拥兵自重，但被莫荣新的广西军打败，不得不逃离广东。于是他率部来到福建，称自己的部队为“援闽粤军”（支援福建省的广东军），当然他就是总司令。他拥兵的目的，据说是为了把不统一的中华民国建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即在中国讲不同方言的地区，先建立各自的地区政府，然后由这些地区的独立政府再形成一个联邦————中华民国。这就是他们的理想。
福建地区也有人持这种理想，但当时的福建地区尚未形成这样的集中势力。福建省最德高望重的人是林季商。对于陈炯明入福建一事，虽有人表示不欢迎，但林季商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决定欢迎陈炯明。由于地方上的人皆服林季商，因此大家就依顺了林季商，没人再反对了。另一方面，他们即使拒绝让陈炯明入福建，看样子也胜不了他。于是，陈炯明凭借自己的势力，再加上与林季商的默契，不战而入闽。
陈炯明自任为省长，随后就按自己的构想，开始改造这个地处漳州平原中心、广阔但街市古老破旧的漳州。他试图以中国人自己的双手，在这偏隅之地建成像上海、广东那样由外国人建造出的文明街市。首先是市区修建。他们修了公园，在道路四方设立了公家的市场，在龙溪沿岸的坚固岩石一带修筑了护堤工程。除了这种市容上的改变，他们还设立了卫生会，规定在瘟疫流行时全漳州的西医必须义务出诊。又创建了贫民教养院，市民按贫富被分为三等，每年上等交十二元，中等交六元，下等交三元，作为贫民教养院的基本维持费用。他们还设立了国民学校，强制实施义务教育。国民学校既有官办的，也有公立的，公立学校的基本经费来自地方上的物产收入。此外，还有工读学校，即教授工业工艺技术以及一般普通学科知识的实业学校；以及农林学校，进一步还要创办农业实验所。现在他们已经向法国、美国派遣了若干留学生，从明年开始，还要每年向日据的台湾派遣十名学生。他们还发行了教育杂志（月刊），以及名为《闽星日刊》的报纸，在上面发表文章，鼓吹他们的理想。报纸全部是口语体的白话文，陈炯明自己是主要骨干，几乎总在执笔。因为他们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所以这份报纸作为“危险激进刊物”被禁止进入厦门。
大约在一年的时间里，陈炯明让漳州的街市面貌一新，把上述计划付诸实施或着手准备。人们对他议论纷纷————“不管怎么说，他很了不起。”“什么？他打算这样干到什么时候？不过是吹牛皮、煽起假繁荣的气氛罢了。”“他总是想出各种点子来收税，这太过分了吧！强收的税中，用于所谓的计划、工程之类的只有一点点，甚至可以说十成都是进了他自己的腰包了吧。要不怎么养得起那么多的部下！”“但是陈炯明自己的月薪只有二百元，而且他还没结婚，每月从这微薄的薪水中只留四十元作为己用，剩下的钱全寄给故乡的母亲。”相当于大尉军衔的一等军医许连城兼开业行医，据说每月有八十元收入。这样算来，任总司令的陈炯明的确收入不高。我又听说，士兵的月薪是八元。可有人说：“士兵都是无赖，当兵只是副业。赌博自不用说，甚至还干强盗的勾当。”但是，在当地即使每月只有八元，也够一个男人生活了。
漳州军现在实际人数是两万人，其中只有将近两千人是陈炯明从广东带来的，可以说，他们是随陈炯明出生入死的精锐部队。拥有两万兵众的陈炯明，必须向市民征收军费，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听说一年中，多时曾一次征收了十五万元左右，一般的征收也不下万元。对于爱惜钱财的中国人来说，这是最难忍受的事情了。私下里的不满之声时有所闻，现在还有愤愤不平的人说：“陈炯明并不是真心要发展漳州，他们是在广东被逼得待不下去了才来福建的。他正在随心所欲地搞垮福建，福建不像是广东的殖民地吗？”很多人觉得以前福建人自己治理福建挺好的，没有让广东人来帮助治理的道理，因而心里颇为不平。
这些人中就有安海的许督莲。在袁世凯当政时期，他住在厦门，是一家报社的社长。当时他顺应民意，以尖锐的笔触大肆抨击北京政府的各种弊政，结果得罪了政府，被赶出厦门。于是他逃到了离石井（该地因是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的故乡而闻名）不远的海滨小镇安海，在那里实践自己的理想。他把附近的荒地开垦为罂粟田，与地主均分所获的鸦片收入，再把自己所得的钱用于地方的各种建设事业。例如他出钱在附近一带铺设了铁路————虽称铁路，但实际上走的是台车，即轨道上的手推车。在可以说绝无陆上交通之便的那一带，用台车运送旅客及货物已是超出人们想象的天大的恩惠了。自任国士的许督莲虽已近壮年，但尚未娶妻，只与一个八十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他克尽孝道，深受全城人的敬仰。
许督莲对陈炯明颇为不满，于是就派密使去他一向敬重的林季商————林当时是陈炯明的参谋长，但似乎不太得意————那里，说道：“请您早日离开陈炯明来安海吧，许督莲将以他在安海的全部力量拥护您。”但是林季商念及与陈炯明的交情，更重要的是他的父辈祖先是因在太平天国之乱时尽忠国事而升至提督的，遂谢绝道：“若因与土豪合作而被误认为是土匪之首的话，那我就要愧对名声清白的列祖列宗了。”
好像是在早春的时候吧，一天，厦门港里突然来了许多帆船，码头上立时挤满了从船上下来的大批男女老幼。询问后，原来这些人都是从安海来的————安海的街头巷尾正在交战。“我们总算是命大，逃了出来。”“敌人是谁？”“云南军。”云南军是一帮七拼八凑的土匪。遭受突然袭击的安海虽然落入云南军之手，但数日后他们就撤走了。于是，拥戴许督莲的安海市民又迎回了许督莲。然而，当许督莲回来、安海正要恢复往日的宁静之际，云南军突然又一下子冒了出来————看样子他们的撤离是有预谋的。这第二次的袭击成了持续三天的街巷肉搏战，安海可说是全城覆灭。“死者三千，处女全无。”————厦门的报纸上如此形容。最奇怪的事是，相传在这场骚乱中，许督莲八十岁的老母亲受到了云南军的轮流侮辱————他们笑着用手猛打这位老人身体的某处，待其肿大，而后又干了某事等等。这一事件不仅是出于他们野兽一样的好奇心，而且是对有孝行的许督莲有意进行的最大最露骨的侮辱。据说，许督莲之母悲愤地投井而死。
很多事情和理由显示，云南军在安海的这种令人发指的行径是受了陈炯明的指使。许督莲向林季商派去的密使不知何故向陈炯明告了密。此后，陈氏遂对许氏怀有极大的反感。但因双方主张一致，没办法公开向许氏挑战，只好隐忍未发。所以，这次是陈炯明暗地里唆使云南军做出这一举动的吧————若无后盾，无论是兵力，还是军用物资方面，云南军都不会有如此强大的战斗力————这就是一般的看法。许督莲也心知此事，因此只身逃脱的许督莲向陈炯明下了决斗状，发誓终其一生要报此不共戴天之仇。关于其结果如何，厦门方面还没有报道。但是，安海之乱的始末渐渐明朗之后，陈炯明的威望就一落千丈了。
害怕因与土豪合作而被认为是土匪头子的林季商，看到陈炯明其实也和土匪无异，表面上虽仍显得与其没什么龃龉，但是却辞去了漳州军的参谋一职，带着自己的手下隐居于漳州附近的德化。人们也因此认为，这位虽说头脑也许有些简单马虎，但人品高贵的人，把当地混乱的责任归咎于自己一身。因为德化向来是瓷器产地，因而他开设陶窑，用古风的手法尝试制陶，意在以这种托身风流的方法来排遣心中的郁闷。
现在，到处传言引起了这么大非议的漳州军，近日要与广东军决一胜负了。厦门的人议论纷纷：“漳州军的决战还早着呢！”“但是，这次是真的要打了。陈炯明现在势力那么大，他肯定想早日卷土重来，打回故乡。”“再说他已经以各种名义榨取了漳州的财富，现在再待在漳州也没什么名义可以再榨钱了。”在这里，一个应该注意的现象是，极其冷淡地谈论陈炯明的人多是日本人，而台湾人却都说“不管怎样”————多多少少对陈炯明的见识与作为持有同感。这使我不得不感到，一直抱有被统治意识的台湾人，大概在陈炯明的主张中，找到了给予他们几许安慰的东西吧。
有人说：“这次漳州的决战，两军要出动飞机进行空战，到时候大街小巷都会化为一片废墟。”可是当问到飞机在哪里、有几架时，又没人答得上来。还有人说：“别说飞机，连飞艇参战的事我都没听说过。”————传言是五花八门，但决战这事本身大概是真的。听说漳州现在已陆续有人回乡下避难了，许连城先生也说打算让家人去厦门避难。
我们在石码由小蒸汽船换了河船，沿龙溪逆流而上。据说，龙溪是福建第二大江。
同船的人中，加上我们一行四人，共有十二三人。船————这种船也许该叫舫吧————的大小足以让我们这些乘客躺下，它的圆顶由茅草之类的东西修葺而成。现在，我们正扬帆前进，天完全放晴了，耀眼的阳光穿过云缝，在水面上闪闪跃动。虽是太阳正盛的时候，但水上还是很冷。尤其是我们又坐在无顶之处，风就特别大；再加上这里刚好是帆影所在，一点儿阳光也没有————但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欣赏四周的景色。
“这里土地很肥沃，肯定比台北附近的田地更适于农耕。即便在那山上，只要种了树，就一定会很茂盛的。”徐朝帆先生眺望着微风中芦荻摇曳的两岸土地，以及稍远处的裸露的丘陵，不断地发着感慨。他生于台北附近的一户农家，因此，看到这开阔的土地立刻就兴奋起来。他十分有兴致地观赏着四周的景物，后来似乎累了，就让船家拿来枕头，躺下休息了。船家顺便也给了我一个枕头————这里所谓的枕头，是一个直径约五寸的竹筒，一面被削得正好可以稳当地放置。这种竹筒枕着又硬又疼，但是很耐用，感觉很凉。这一带的人睡木床，坐石凳，自然是不在乎这竹筒之凉了。我最初两晚在厦门的中国旅馆睡觉时，一点儿也受不了那木枕，但后来也就习惯了。
在我们的河船船尾附近坐着一男一女，除了船家外，船上的人都躺下了，只有他们俩从开船时就一直并排而坐，亲密地相互点烟，一块儿吃糕点，不停地喃喃细语。那情形甚至让人觉得，两人是因为想在一起说话而故意避开众人，找了那么个地方坐着。男的三十二三岁，女的可能二十四五吧。男的正当盛年，却并非盛气凌人；女的微胖的身材虽乏吸引力，但却有着颇为艳丽、整齐的长相。她穿了件黑色广东丝制衣服，手腕上戴了两只相叠的翡翠和黄金手镯。我不了解当地风俗，不会区别良家妇女与教坊的妓女，但从她的言行举止看，总觉应属后者。随着帆影移动，每当两人头上有阳光时，男的就打开那绿色里子的绢制洋伞，撑在女子头上，女的也象征性地把自己小巧白嫩的手指搭在伞柄上。不知他们俩是夫妇还是情人，他们的微笑与私语仿佛永无休止。我不由觉得，两人现在的心情一定就像两只看不见的美丽蝴蝶，互相陪伴着飞向高高的碧空————那真是令郁郁不乐的孤单游客艳羡不已的倩影。但愿你们能永远这样，永不知闺怨与伤春为何物，永无因怨恨命运而伤心追忆今日江上快乐时光的那一天————若日后有人知道我这次出来旅行的真意的话，一定不会笑我这一番感触了……
我的视线由他们俩移向了在船上正干得起劲的年轻船夫，他回我一个无声的微笑，又继续奋力划桨，黝黑的双腕上暴起的青筋与肌肉随之鼓动。他大概是船主之子，也许不到二十岁，身材高大，只是一只眼中有个斑点。他干活的动作十分敏捷，他父亲也在船上，但不大干活。他一会儿按父亲的意思命令船员调节风帆，一会儿为赶超前方的行船而迫不及待地抢过舵手手中的舵，改由自己来掌，于是我们的船便颇为有趣、精神抖擞地超过了前面的船只。就这样，因为我们四人在石码观光而延迟出发的这只船，不知不觉中加入了最前面的几艘船的行列。年轻船夫干活的麻利、体格的健壮、嘴边不断的微笑中流露出来的快活，以及眯缝起一只眼的神态，为这平凡的旅程增添了几分浪漫的情调。
因为一直朝着一个方向枕在竹筒上，不一会儿我的头和脖子就疼了起来。于是我换了个方向，却不意中发现眼前有张英文报纸的纸片————它是用来包裹与我们刚才吃的蛋糕类似的糕点的。无聊之中，我捡起它，弄平上面的折皱，看了起来。上面登着街市房屋的情况并附有照片，还有篇题为“木制建筑的经济价值”的文章等等。它的体裁类似报纸，但应是建筑杂志的残页，那小小的活字展示了一个与现在这只船全然不同的世界。我这么随意地看了一会儿，不知不觉中也像大家一样进入了梦乡。当我听到众人的喧闹之声睁眼醒来的时候，只见在船前方稍远处，一座长长的石桥跨在夕阳映照下的水面上————这就是漳州的旧桥。回头向下游方向望去，无数船只正一个接一个地鼓足风帆，逆流而上。现在是四点四十分，大概五点就能到目的地了。正像那年轻而又快活的船夫说的：“有时要六个小时，不过像现在这样的风的话……”————我们的船只用了四个小时就走完了这三十海里的水路。
船家收起风帆，放下桅杆。在穿过旧桥之后，对面又出现了一座长石桥，它叫新桥。船停靠在右岸由漂亮的花岗岩建成的墙壁处，那里有一段石阶。我记得船费是八十钱。
我们先去了离岸较近的许连城先生的宏仁医院，放好随身行李。许先生必须去看看他一直挂念的病人，因此就让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替他陪我们参观。稍后才得知，这男孩其实是许先生的长子。我稍觉奇怪：许先生年纪与我们差不多，竟已有了这么大的孩子。后转念一想，也许是由于台湾人普遍结婚很早，所以这也是很自然之事吧。徐朝帆先生和余锦华先生虽在厦门住了两三年，但也是第一次来漳州。
在日落之前的一两个小时里，我们就由这个男孩带领着，在漳州城各处观光。这里的房屋像在石码时见到的那样，要么是在修建中，要么是明明已经造好了，却仍显得像在修建中那样没安定下来。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乡村邮局、牙医诊所以及城中的理发店、电影院等等林立的情景。这些房子是在道路扩建时由政府出资重建的。————当然，部分改造资金并非来自政府。夹在两边房屋之间的是一条宽约数米的铺有石头的大道。这里的石甃是一大问题。为一丈石甃，两边住户必须各出二十五块银元。厦门那里对此议论纷纷————至多五元的活儿这里却收了五十元。这漂亮的石甃，在我们日本人眼中看来，以日本的行情计算，五十元也是很便宜的。但是，因为在鼓浪屿，砖石构造的漂亮洋房，一平方丈也只要九十元或一百元。并且漳州这儿铺的石头并非新凿制运来，而是从旧城墙上拆下来的东西，因此五十元的价钱确实是太贵了。说赚了十倍也许稍微夸张了些，但三五倍肯定是有的。此外，还有并非用上好石板，只是细石铺设的街道，也要两边住户各出十五元。未铺石头的土路也如此。而在这五十元的道路上的行人们————嘿！就如东京的三田街那样拥挤杂乱、川流不息。漳州城内外人口据说总共有十五万，而在街上来往的行人中，有七成是穿草黄色军装的士兵，他们在随意地溜达着。
不知从哪儿不断传来军乐队的声音。
不久，我们到了公园————它确实名副其实。夹竹桃花正在盛开，公园里有草坪，围绕草坪的是一条圆形小径。大红花一簇又一簇，各处的树荫下放着许多涂成天蓝色的长椅。在长椅上、草坪中，以及各条小路上，“草黄色军装”们自豪地或卧或走着。天空暮霭缭绕，一片赤红。公园的入口处————我们从后门进来，一直走到前门出去————耸立着三丈多高的石碑，其表面镶着青铜板，板上刻有“博爱”、“平等”、“互助”、“自由”四个词，分别位于石碑的四面————这倒令人想起了法国大革命时的三大口号。一处树荫下有一方水池，池中有喷泉装置，但喷泉装置中没有水————至少我是这么记得的。
男孩领我们逛了公园之后，穿过公园把我们带到了东门附近的公家市场。但我们看了也等于没看。更糟的是，一旦我有不明白之事询问余、徐两位先生，他们就都奇怪地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余先生好像忍不住了，拉拉我的衣袖小声说：“最好少说日语，这里的人很讨厌日本人。”看样子好像与我这个遭人厌恶的日本人同行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大麻烦。有时我的问话不由自主地脱口而出，也只好硬生生地把后半截又咽了回去。我们毫无兴致地从排列着猪的内脏的地方穿过，出了市场，来到城的外围地带。这里也到处都是士兵，他们正在折下龙眼树枝吃龙眼肉。男孩指着西边的山向我们介绍着什么————山上笼罩着红色的暮霭，似乎很热，朦朦胧胧看不分明。我问余、徐两位先生男孩在说些什么，余锦华只是简短地答了一句：“他在说那座山。”
结果，看完了那座我一无所知的山，我们再次回到了城中心。男孩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处停了下来，想了想，就带大家去了一个有许多士兵的地方。从那里的气氛中，我察觉出那是妓院的一角。据说陈炯明把分散在大街小巷的妓院全都集中到这里，在街道的拐角地带，一家接一家大约有五十多处。我们看到了四五块好像写有“上海某某女士”之类的招牌并排悬挂着。有一家传出阵阵琵琶声，从最大的那家妓院中不断飘出弦歌之声————这家位于拐角处，看上去颇为不错，所有妓院中只有这家围着木制围墙，里面好像有个庭院。木围墙是临时所筑，十分粗糙，上面有许多缝隙。我好奇地往里望去，只见有一个大池塘，在那混浊的水面上，穿着军服、少年军官模样的人正与妓女泛舟游玩。
很自然地，我们再次来到了公园。这时，由二十多个士兵护送的一顶大轿正从那儿经过————大家都目送着它。轿子里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穿中式服装的绅士。后面还跟着一个轿子，它的护送士兵人数约为前者的一半。轿中垂着帘子，里面是位妇女。我一瞥之下，隐隐觉得应是位二十五六岁的美女。我们正目送其背影之际，又有一顶轿子由三四个士兵护送着从我们身边经过，它好像故意比前面两个轿子慢了五十来米。因为没放下轿帘，所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轿中妇女的容貌————她年轻端庄，看上去像少女似的，穿着水色衣衫，还不失体面地回头看了看我们这一群人。当她从面前经过时，阵阵茉莉花香袭来，也许是头发上所饰的吧，她的容貌真是令人难忘。余先生问道：“是陈炯明吗？”徐先生说：“不是，是浙江军的军人。”我问：“为什么？浙江军的军人现在都来了吗？”看上去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一定是浙江军的将军。余先生与徐先生时常会这样毫无根据地想象，倒也是蛮有趣的人。不管怎样，我在这儿姑且自己断定轿上是一位大人物，还有他的夫人；而那后面的轿子上的，多半是二房吧。
大家都有些累了。刚要在长椅上坐下的时候，走来了两个穿西装的青年，看样子其中的一位正巧是徐先生他们的朋友，他们便站着聊开了。这青年也是台湾人，但他却在用日语与别人谈话。我无意中听到以下对话：
“我一直在做那个工作，但总不见成功，因此放弃了。现在又有了新的打算。”
“是什么？”
“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工作。”
“赚钱的事吗？”
“嗯，可以这么说吧————我想饲养蜜蜂。这一带有很多龙眼、荔枝、芭蕉等等，鲜花也不少，所以我想这主意一定行。”
“是啊，很好啊。这儿的土地非常适于农耕。”————说这话的好像就是从河船上开始，脑子里就一直考虑这个问题的徐先生。
归途中，我们绕道去看了孔庙。庙的木制部分在手可触及的范围内已全被剥去了————这一定是寒冬中聚于此庙的士兵为取得生火的木材而干的。现在，庙里有七八个人团团围坐，正在专心地干着什么————可能是陶醉在下棋之类的事中了吧。我们回到了宏仁医院，但是主人许连城先生还没有从病人那里回来。据他留下的话，说是要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在等许先生的时候，我们提出想去河那边看看。
一出宏仁医院的后门，便是河岸。一个年轻的士兵不知怎么掉进了水里，正在挣扎，一群纳凉的人站在四周作壁上观，就像在看一只落入水沟的猫一样。可能是河水本来就不深吧，那士兵好不容易从水中爬了出来，上了临近的一只船。他直打哆嗦，脸色白得吓人，看着十分可怜。我在黄昏中，在花岗岩墙壁外约二尺来宽的白色石路上，看着这一切缓步而行。这时，从旧桥上不断飘来弦歌之声。旧桥上有一座祠堂，据说是为了防止水害而修建的观音堂，音乐声就是从那儿传出来的。我们不约而同地向河流下方的旧桥方向走去。沿着岩石砌的墙，有许多用绳索连系的河船，人们可以从岩墙处登木梯上船。河船上点着灯，不时传出喝酒谈笑之声————这就是所谓的花舫吧，这里约有二十多只花舫。
在旧桥的观音堂中吹管弄弦的，仍是穿草黄色军装的士兵们。祠堂附近，许多纳凉的人正凭栏而立。人群中穿行着三四辆大板车，它们正向对岸奔去。忽然，大板车中响起了猫叫声。我想这一定是预想到决战而逃避战祸的难民的车子。东面的天空因月出前的白光而变白了，月亮马上就要从那儿升起了吧。在一群异乡人中，耳边充斥着喧哗之声，我一只胳膊撑在石栏之上，眺望着远方的天空。此时的我，精疲力竭而倍感饥饿，心中只剩下浓浓的哀愁。
读者们一定厌倦了我这散漫的叙述了。虽然在读者面前我没必要拘束，但若总这样写的话，就不知这对一年前的回忆要到何时才能结束，这实在太让人为难了————再这样的话，我恐怕连在路旁玩耍的猪的尾巴的摇摆方向等等都要回忆起来了。
我在漳州住了两天，头一晚住在一个名叫中华旅社的中国旅馆，第二晚在宏仁医院。我原先打算投宿的有温泉的旅馆正在改建，我们晚上在它的门口张望时，还以为它停业了呢。我们选的中华旅社，比我在厦门住的南华大旅社要干净，并且服务上也热情得多。如此一来，还可凑合一夜。————即使是对于我这个实际上不以洁净为美德的人来说，南华大旅社也实在是太脏了。
中华旅社住一晚外加早饭是一元二十钱，我们早上离开旅社时，把三人各出的二十钱合计六十钱(1)交给一位五十岁上下、留着辫子的仆役（不知中文应如何称呼），他单膝跪在地上，双手举向空中，用了一种唱戏似的、甚有古风，但又有些超乎常情的殷勤的礼节，不但目送我们直至大门口，还详详细细地边用手指边告诉我们去中学的路，几乎让人觉得有些啰唆了。
我去官立中学探访朱雨亭先生，学校正放暑假，所以朱先生不在。又听说他家在很远的城外，因此我就在学校里留了个口信，大致内容是：若朱先生回校，请告诉他某某日本人来过，现在正在名叫许连城的医生家里。这学校古朴典雅，大门外有四根石柱，上面生动地雕有飞天之龙，龙上涂以金色或朱色。穿过大门，有一条小道，它的左侧有一长方形的大水池。从水池沿岸的柳树间向远处望去，池对面立着以水边的石头为基石的银灰色墙壁，上面有一些小小的八角窗。走过约八九米长的石桥，就到了校舍大楼。里面有小屋数间，复杂地弯曲的走廊、石阶等，显得颇有诗意。询问后才知道，这里是清朝时那些胸怀青云之志，来有考棚（考试地）的此地考秀才、禀生、贡生的少年们的住宿之处。建筑物的这半个部分平时充当孩子们的教育场所，另半个部分则成为中学后面的师范学校————这是我日后遇见了朱雨亭先生，他向我赞美学校时为我说明的。另外，他得意地说，因为是从前之物，房间又小又暗，所以最近要改建。虽是他人之事，但我还是不禁担心：不会又变成一个电影院之类的东西吧！
考棚在芝山的山脚处。芝山上有仰止亭，据说此亭是朱子讲经之地。他讲经时附近蛙声不断，于是朱子对青蛙说：“我正讲道，快停止你的叫声。”于是，蛙声戛然而止。“仰”听了“停止”————这就成为了亭子的名字。朱子很感激这听话的青蛙，为了纪念它，就在其脖子上系了观世縒————后来就成了一道白线。因此，至今在芝山的一些洞里，还有一种脖子上有白线的青蛙。————这个传说也是小郑告诉我的。他因为自己不能来漳州，就把他认为我应知道的有关漳州的事儿全部做了说明，并一一写在了我的记事本上，包括漳州的人口、地势、物产————米、纸、砂糖、芭蕉果、荔枝、龙眼肉、竹笋、丝、印泥等等。漳州水果数第一，当地的水仙花也是驰名世界的商品。他还写下了值得参观的地方————公园、仰止亭、考棚、景色优美的西门外、南靖桥、漳州第一的御寺南院。得益于小郑的这番费心，对于漳州的情况，我知道的居然比应该是我的向导的徐先生和余先生还要多。我向他们举出小郑告诉我的应游览之处，可他们除了公园外，什么也不知道。
我终于拜访了许连城先生。他昨晚因为病人的病情突然恶化，没能和我们一起吃晚饭，觉得很过意不去。今天，他还是让其长子领我们去参观。徐先生问道：“我们想去仰止亭，它在哪儿？”许先生回头看看儿子，颇有些父亲架势地、稍稍不满地说：“你没领他们去仰止亭啊？”男孩一脸的不可解之色，说：“昨天我明明对他们讲过仰止亭了。”再仔细一问，原来我们在城外所见的士兵们摘龙眼肉吃的山，便是芝山，仰止亭就在芝山上。这么一说，我们好像确实看见了亭子一类的东西。看样子，看着那山却什么也不明白的，不单是我一个人。这样一来，要怪就应该怪明明不懂却偏要装懂的余、徐两先生了。————他俩颇有老师之风，不喜向别人发问。同时，当被问及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时，也是甚为生气。听了仰止亭的传说，徐先生突然对它产生了兴趣，不仅要遥望，还说今天要上去看看。我自然是赞成的了，但余先生看上去却不太感兴趣。他一路之上，无论在参观什么，总是叫着：“真热！真热！”而且，接连几个小时都是愣愣的，一副没精打采的神情。他只有二十三岁左右，在我们三人中是最年轻的。对于仰止亭，他是一副“那种地方也要去？”的表情，但又没法反对，所以就只好附和了。
在去芝山的路上，徐先生说想给冈本带点礼物，于是想要去买印泥。我们便去了某一条街上的印泥店，那里最上等的印泥是不足四十克而要银元十八元的。这家店历史悠久，制造方法颇具传统，因而闻名全中国。徐先生要买二十克，其时，从里面出来一位白髯老者，在微暗的店角，单手持一把小秤认真地称出印泥的重量，又一言不发地到里面去了，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出了这家店，我们又走了很长一段路。默默地走甚为无聊，所以我就边走边看家家门口贴的横联或竖联。于是，我有了一个发现————在一般的横联语句如“万商云集”、“珠玉满堂”、“五福临门”、“贵客常临”、“天官赐福”等之外，在这面目一新的漳州街市上，相应地出现了反映新思想的语句。我现在还记得的，有“输新文明”、“世界更新”、“人民平等”等等。说到新思想，那天早上我在许先生家里浏览了一下有名的《闽星日刊》，这是把两面的普通报纸折为四面的小报，用的是九磅的活字。第一面上登着法国留学生何某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翻译。在外国电报栏的开头一栏里，写着“日本三井公司职员大淘汰”的标题，下面用很大的活字登着“资金××亿，职员×万，号称日本第一的大公司三井，一次性淘汰了职员×百人。……作为中产阶级的一大恐慌，引起诸多社会问题”云云。中间是柯罗连科(2)原著、何某翻译的连载小说，这倒很少见。我本来为作日后参考买了一份这期报纸，但不知遗失在哪里了，以后再也没找到。当时没仔细看柯罗连科写的是什么，又是如何译的，真是很遗憾。不知有多少人抱有何种程度的兴趣来看它，但在报纸上登载柯罗连科的小说，确是一件很高尚的事。
向行人问过路后，我们总算找到了登仰止亭的入口。这个入口处是朱子庙，现在成了军队的驻扎地，因而，我们被一个马夫模样的人训斥了一番，说是不可入内。无奈我们只好从竖着一块写着“漳州农事试验所预定地”的牌子的地方，有些鲁莽地开始登山，山上尽是刺草，我们的手指都被刺破了。上了这个没有路的山坡后，眼前是一个搭起的帐篷，还有七八个士兵、两门大炮，炮口冲着与街市相反的方向。徐先生走上前想询问是否可以去仰止亭，却突然在胸前出现了一把枪刺。
我们好不容易登上了仰止亭，果然像余先生的神情所示，这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当我们脱去上衣，领略了透体的万斛凉风，再往东南望去时，漳州全景，集于眼底。从这里看漳州街市，发现它比想象得要大。芝山背面，是一片片黑压压的树林，全是果树；山脚下是甘蔗田。这一派丰饶的丰收景象令农家长大的徐先生大饱眼福。
下了山，有一座废弃的、用红砖墙围住的建筑物，好像被用作了炮兵驻扎地。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考棚的废屋。我们来到了西门外，这边由于地势较低，龙溪之水流了进来，感觉像半个湖泊。在树木繁茂的水边，散布着些许人家，颇有些水乡特色。在这景色的一角，有一座高塔，名叫龙门塔。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样的塔是出于一种地势迷信而建造的。由于漳州在地形上水与土的关系呈撒网之状————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总之是显出那么一种相貌，而龙门塔一带就是网的收束之处，所以若不重视这个位置，漳州的土地就会遭受水灾或其他灾害。因此，人们就在这个位置上建造了龙门塔。别的暂且不论，单就它与四周风光的相辅相成这一点，也值得赞叹————我甚至想，是不是哪位聪慧高雅之士，为增添风光之美，遂巧妙利用俗世想法而建造了旧桥上的观音堂和这龙门塔的呢。龙溪流域的水害十分严重，就在两周前，这里还发过水。我们原本想去一座小桥处，可到那里一看，它已被水冲走了。路边的树干上，有一丈左右的部分染成了泥色，这是浸泡在水里的缘故。
在一棵大荔枝树的树荫里，三十多个穿草黄色军装的家伙正围在一处，把二十钱的银币往一件脱下的军装上堆高赌博。旁边有一个卖粗点心和零食的茶店，一个老人正在里面煮茶。
这次漳州旅行结束后大约过了一个月，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如下消息————漳州军终于与广东军进行了决战，并且以如此破竹之势攻到了汕头、潮州一带，据推测，不日将攻入广东。其实在此之前，我就通过台湾的报纸，一直关注着漳州的情况。譬如有个旅行者曾在报上说，漳州的税收日益加重，每头猪征税三十钱（？），每只鸡征税十钱（？）等。我还看到有报导说，漳州民众生活得苦不堪言，对陈炯明怨声载道。我一边看着漳州军终于与广东军决战并占了很大优势的报导，一边想起了在漳州观光的那日黄昏，所见落水挣扎而后费力上船的那个士兵脸色苍白、浑身哆嗦的滑稽而可怜的样子。那样虚弱的士兵所组成的部队竟然打败了广东军，可见广东军是如何不堪了。另一方面，人的感情的确很奇妙。我只在漳州玩了两天，但就因为这样一点点原因，我就不禁希望漳州取胜。一个多月后，当我游览完台湾的日月潭、埔里社以及番夷之地的雾社和能高山等地，回到了台中的街市，把两周游览期间的报纸放在手边翻阅的时候，我从某日的新闻中，读到了漳州的陈炯明攻克广东的消息。
我的那篇《星》，是以住在许先生的宏仁医院二楼的那晚，睡前从徐朝帆先生处听到的一个故事为核心，展开写成的。那一晚，我一边看着十八日的月光从少窗的中国房子里的有些力度的天窗————杂乱地插在屋脊瓦中的玻璃中漏进，洒落在我的脚边，一边穷于应付有臭虫的毯子。虽然已是深夜，但不知谁家的孩子似乎仍未休息，也不知从什么地方，不断传来弦歌之声。我久久难以入睡，后悔地想，为什么不在水上花舫中度过这样的良宵呢？……黄昏时我们曾谈到过这事，可……即使是今天，回想起来，我仍然颇有悔意。另外一个遗憾，是没有去看江东桥。小郑在说漳州城外三十里处的南靖拱桥值得一看时，漏说了江东桥，我对此甚而有些恨意。关于江东桥，厦门日本侨民会发行的《厦门事情》中，有如下记载：……在离同安县道的漳州五里处，有座著名的大桥，建于唐代，长约二百五十米，以长近二十米、宽一米六、厚两米的巨大石材建成，等等。虽然我自我安慰：“即使去了，看到的也可能不过是平常之物而已。”但我还是感到十分可惜————竟然没有去看我那般憧憬的唐代遗物而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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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注：此处似有错误,应为三元六十钱,但原文如此。
(2) 译者注：柯罗连科（1853——1921），俄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