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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国文字和书法的发展看，隶书是一大变化阶段。甚至说今日乃至将来一段的时期全是隶书的时代也不为过。草书和楷书为千余年来流行的书法。它们在形体上，由隶书演进，固是无待多言的事实，尤其在技法上，更是隶法的各种变化。王羲之是精擅隶书，更以其中许多笔法变化移转到楷书和草书上最有成就的大家。事实上，自从有了他，中国的书法才形成了由他而下的一条书法大河流。
这样，不免有人要问：“姑不论为何不谈篆书，既然将书法追到隶书上，为何不从秦汉书法谈起？为何不谈赵高、程邈？为何不谈史游、曹喜？甚至为何连再后一些的蔡邕、师宜官和梁鹄都不谈？甚至连钟繇、张芝也不谈？”这一是由于材料太少，文献不足征；二是由于这些书家的影响，后来都不及王氏大。
唐太宗作《王羲之传》。他在最后论到书法的所以兴起，乃是由于绳文鸟迹的朴质不足观。这样才去朴归华，而有舒笺点翰的工拙之可言。在他那个时代，他已经说“伯英临池之妙，无复余踪；师宜悬帐之奇，罕有其迹”，我们今日更未有发现。论到钟繇，他还算看到一些钟繇的真迹；但我们今日无从得见。所以在羲之以前是很难举例的。
东晋·王殉《伯远帖》
那么，又有人问：“二王真迹安在？”不错，严格谈起二王真迹来，凡今日所存，号称二王的墨迹，皆有可疑，但，毕竟还有一些墨迹存下来。日本所存的《丧乱》《二谢》《孔侍中》《频有哀祸》等帖，以及我国所存的《奉橘》等三帖，至少是唐以前的摹本。以我国所存的“三希”而论，尽管有人对于羲之的《快雪》、献之的《中秋》都表示异议，但对王珣的《伯远帖》却从无异辞。以这些字迹与我们后来所发现的敦煌晋人尺牍，及考古队所发现的晋人文书、敦煌一部分的经卷、六朝碑版中的字形笔势相比勘，无不昭然可见其血脉的渊源。何况更有大部分传模的法帖，纵非墨迹也多资取之径。然则，不溯源于王氏，在客观条件上又有何更好的源头呢？
东晋·王羲之《兰亭序》（定武本）
我深觉王羲之不仅是一个精通隶书的大家，其更伟大的成就则在能以隶法来正确地、巧妙地、变化地移入楷行草书之中，成为新的体势，传为不朽的典范。诚然，现在的楷行草书的笔法皆由隶书变化而来，其根本方法是隶书的方法；然而，我们所写的毕竟不是隶书而是楷行草各体书。有人主张先写隶书再写楷行草，我们不反对；有人主张从楷行草书上溯隶书，我们也不反对。其理由即是有了像王羲之这样的枢纽人物。
初唐虞欧褚薛四大家之中，虞是智永禅师的弟子。智永无论就血缘或就书法，皆是王羲之的后裔。欧则父子二人都是从隶法来的，而欧阳询的《定武兰亭》，尤其传右军的书脉。褚是专门学右军的，他又受法于虞欧两位前辈。薛稷是魏徵的外孙，他专学魏家所藏的虞褚真迹，尤其努力学褚，得其神貌。这四大家无疑是属于王右军系统的。
李邕、孙虔礼、张旭、怀素，一般说来是继承了晋人的。张旭和怀素在草书上说来，受张芝的影响多，但张的楷书《郎官石柱记》则纯是右军法则。至于李邕、孙虔礼是苦学过二王的。
颜柳二家皆从褚遂良以追溯右军的隶法。柳公权的《复东林寺碑》几乎完全是褚字。颜之出于褚是人人皆知的。
五代和宋初的杨凝式与李建中，皆出于欧阳询。杨的《韭花帖》楷书又变欧法以上追右军，而其分行布白却下开董其昌的新局面。这二人保留了一些唐人的风格，但已渐开宋人的气派了。
苏黄米蔡四家，苏黄皆力学颜真卿、杨凝式，其心意是要追右军。米是直学晋人，意似不局于右军，实际跳不出王家范围。蔡是专学褚薛，因之近于颜真卿。这四家当然皆归之右军的云仍远系了。
赵孟頫起于宋末元初，但其书法竟欲超越了唐宋两代而直接二王。这是中国书史上一段奇特的光彩。他的天资和功力，皆臻极诣，是右军嫡乳。影响之大，不仅整个元朝书法为其笼罩，明清两代以至今日皆尚挹其余波。
元·赵孟頫《陶渊明五言诗页》
明清两代书家不少。但真知书法，影响甚大，而能多少接上一些右军法脉的，恐怕只能提到一个董其昌。关于这一切，我们向后再为细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