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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墨是字形中渗出笔画以外的墨沉。由于笔中所含的墨汁甚多，或笔画之间的距离较近，一些墨沉容易在其间渗出。其更大的原因则是纸与墨不相配合，以致如此。在熟纸上写字渗出墨沉，往往由于前两种原因；在生纸上，则往往由于后一种原因。生纸质松，蓄水量极小。笔一着纸，即渗出墨沉。（所谓熟纸即纸张成形后，又经加工制过的；生纸则未。）
这种渗出的墨沉，使笔画不清，锋铩不显，本是写字中的失误、毛病。但在书史上还是有些书家有意作出这种形状来，一般称之为“涨墨”。这好像犀角中的“通”，瘿木中的“瘿”，因病成妍。在书家则以此为新面目，极为履险如夷，因难见巧了。
不仅写字如此，中国画中，许多画家好用生纸，使得墨沉渗出，在其渗出的范围有远有近之中，露出浅深的墨采，以增长画的生动气氛，而求其效果的更有情趣。尤其明代以后，释道济以下，更多相习成风。至于画家，则以清代的包世臣为首，以至一些学“包派”的人们，几乎更以“不避涨墨”为书派的特色。其中最后一位，恐怕要数康有为了。事实上他们不是“不避”涨墨，而是“提倡”涨墨的。这其中共同的一点即是用长锋笔，用生纸。长锋笔含墨特多，生纸蓄墨特少，求其不为涨墨而不可能。因此之故，当“包派”盛行之时，如若不会用生纸和长锋笔，几乎便被人笑为没有写字起码资格。同时还有一个间接影响，足以推波助澜。那便是学汉碑和北碑的风气与涨墨有些关联。无论汉碑北碑，都是有残缺的。其笔画最易与“石花”相连，而模糊不清。（石花乃碑石残缺处。）有一些写字的人仅知在形状上模仿，连石花和笔画也一并仿去，以为这样才“古”。不幸的是涨墨恰好供给了这种不正确的模仿方法以方便。
画家用涨墨（或放宽名为“涨色”吧），是合理的。为的作画需要渲染。（但如李伯时画马之类，则纯以“有起倒”的线条为主，渲染就破坏了线条了。）写字则不需渲染。字的形体和精神全仗笔画（线条）表现。若涨墨臃肿，笔画湮澌，凭了一块黑墨团，从何表现字的精神和形体了呢？其所以仗笔法表现的道理，正是由于写字完全运用笔法。笔法原极简单，而其变化则不可思议。各种形体俱由此出，换言之各书家的特点和功夫高下俱由此出。无论北碑南帖均无例外。这种论证，尤其由于近年实物被发现日富，而愈加确定了。自来卓越的书家，真积力久，究竟坚固，从无靠涨墨的戏法哗众取宠的。因此，涨墨的作风不足为训，而应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