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变与化

钱穆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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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好言变化。变化二字,可分言,亦可合言。周易言“乾道变化”,又言“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古诗十九首言“四时更变化”,宋理学家言“变化气质”,此皆合言之。但亦有分言之者。如汉书外戚传言“世俗岁殊时变日化”是也。四时之变,由于每一日之化。在日与日之间,则不觉其有变。然今日非昨日,明日又非今日,自春至夏,则已渐移而默化矣。故曰时变日化。周易又言:“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变通者,趋时者也。”如言气候,只是一气之化,在此化中加以裁割,一岁三百六十日,可以裁割成四个九十日,即春夏秋冬四时,此即时变,而实是一化。何以于一化中可裁?因在此一化中,前后皆近似可通。就其更近似更可通处而加以裁割,于是遂若一岁有四时之变,其实宇宙大化则并未变。所谓四时,绝非是春季之末一日,忽然变出夏季之首一日来。此所谓变,只由人类智慧所裁定。定此一日为春末,定此一日为夏首,遂把此宇宙大化裁成为种种之变。知其有了变,便易参加进人类之适应。故曰“变通者趋时者也”,趋时正指人事之适应。故古人言变,每言时变,易又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近人好言现代,亦是一时变,好让人适应。若言大化,则远古至于现代,一化相承,可谓如有变而实未变。

    故中国人对宇宙大自然,每不言变,而仅言化。永恒是一宇宙大自然,故曰天不变,道亦不变。若专主言变,岂能变成非宇宙大自然。若谓宇宙自然变了,则一切将至于无可言。不仅自然如此,即万物亦然。庄子称之曰物化,又曰:“万物一也,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神奇与臭腐,若全相反对,其实则只是一化。故中国人言自然,亦称造化。贾谊曰:“天地为垆兮,造化为工。”其实造化即指此天地,即指此天地之道。非于具体之天地外,别有一造化之精灵。造化亦即是此天地一气之化。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圣人师天,其道天道,亦即天人合一之道。

    中国古人,不仅言万物只是一化,即论生命,亦只是一化。孟子曰:“有如时雨化之者”,即从此天地一气之化中化出万物与生命来。故中庸又曰:“赞天地之化育。”化指物,育指生命,在万物之化中,自可养育出生命。但万物之生命各不长,有生即有死,此是变。但其统体生命则不见有死,乃若与天地长存。因天地是一自然,生命亦是一自然,天地不断化育,斯即生命长存。故孟子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既曰化,则必随而去,此是所过。然有其不随而去者,中国古人乃称之曰神。万物同存有一神,生命亦同存有一神,天地大自然亦同存有神。易又言:“神而化之。”又曰:“穷神知化。”庄子曰:“今彼神明至精,与彼百化,物己死生方圆,莫知其根也。”陆机诗:“穷神观化。”无生物之化如方圆,有生物之化如死生。合而言之如彼己。百化之内,皆有一和合。若有一不可测之神存在。其实亦可谓百化本身即是神,非于化之外别有神。化出物来,则若神奇化臭腐,臭腐不长留,即随化而去,斯又为臭腐化神奇。

    中国古人,言万物与生命如此,其言人生亦然。人生亦只是一化。易有言:“男女媾精,万物化生。”自然间本无生命,但终于化出了生命来。生命中本无雌雄男女,但亦终于化出雌雄男女来。即此雌雄男女,亦即是自然。子产言:“人生始化”,则婴孩初生,即是在化中。孟子曰:“且比化者”,则人生之由幼而老,由老而死,亦仍是一化。知得了化,则并无死生之别。潘岳诗:“佃渔始化,人民穴处。”则自原始人洞居时代迄于今兹,亦仍是一化。然而其间乃有种种成就。此之谓人文,此之谓历史。易又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则当前世界一切人文教化,皆不外此一化。凡吾中国古人,所以主张会通宇宙自然万物乃及生命人生,而一以贯之,而指名之曰道,此即天人合一之道,亦即万物一体之道,则胥当于此一化字观念中认取。今人必认现代为神奇,前世为臭腐,皆由不识此化字。

    然既由宇宙万物中化生出人类,人之为人,其当一任乎天,一本于自然大化,而不复有所用心于其间?抑人之为人,固当不背乎天,不违乎自然,而仍可别有人之所以为人者之存在?大体言之,道家似主张前一义,儒家似主张后一义。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此即主前一义。董仲舒天人对策有曰:“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则主第二义。据董子意,把教化二字分别言之。民之优秀,则使之入于太学,而可以从事于受教。其未能入于太学,因其智慧未开明,不能对于人类历史文化之大传统心知其意,则仅可以受化,而未遽能达于明教之更高境界。斯为君为师之在人类社会,所以终为不可免。

    中国古人,因既认人类在大自然中,应有其亦可自主自立之一分,乃于言化之外又转而言变。上引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之变通之义,即在此。中庸有言:“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此一条,乃根据人文言,乃列变于化之前。由变成化,乃是由人合天,不如大自然,则当由化生变,人类则仅是化生之一种。其在宇宙万物中,亦仅是自然之一曲而已。一曲绝不是大方,然亦在大方之内,不在大方之外。故曰曲能有诚。诚即是天道,人道即在天道中,故人道同时亦可是天道。宋代理学家言万物一太极,一物一太极,即此义。在天地万物中,唯人为能推致其一曲以达于大方,此则有待于人类自身之智慧。庄子曰:“其形化,其心与之然。”人之为物,圆颅方趾,顶天立地,其形已与其他生物之形不同,故人能为万物之灵,而智慧独擅。然究其极,亦自大化中来。于自然中化育出人文,中庸谓之“自诚明”。人类有此智慧,乃能自主自立,自动自发,人文日进,然终不能违反自然,而仍必以回归自然为其极则,中庸谓之“自明诚”。又谓其赞天地之化育,而参天地。中庸又详细剖析其一段经过,曰“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而中庸又要之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化。”是中庸乃谓唯此大自然能化。而人类中有圣人,乃能超乎一曲,同于大方,明诚相融,天人合一,而亦能化。此乃由人以合乎天,必由变以达乎化。凡中国古人言变化两字之相异处乃在此。

    汉武之诏令有曰:“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如此言变,实有歧义。当知天只化,不变,若亦变了,即不成其为天。地亦不变,若变了,即不成其为地。阴阳亦然。管子曰:“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阴阳亦只是一气之化,不可谓由阴变阳,由阳变阴。阴阳非是两物更迭为变,只是一物内体自化。唯化始谓之诚,若变则成了幻。生老病死,亦是人体一生之化。由生到老,仍还是此生。婴孩之与耄耋,仍是同一生命。由老到死,依然是此同一生命。人之既死,其大生命尚犹持续,只可谓由大生命中化生出此人与彼人,不可谓此一人之生命变成了另一人之生命。变字终嫌其拘于一曲,流于物质观,其义浅。化字始跻于大方,达于精神界,其义深。所过者化,只是此一现象过去了。所存者神,乃是此一现象之背后之本体仍存在。春夏秋冬四季像在变,但其背后,气象本体并不变。生老病死四态像在变,但其背后之生命本体并未变。人身只落在现象界,生命始是其本体。万物之有生无生,都只是现象。只有天地大自然始是其本体。大方乃是本体,一曲只是现象。变只变此现象,变此一曲。若论本体,则只有化,并无变。中国人之宇宙观与其人生观,其精要乃在此。一切现象不断过去是一化。本体长此存在,而从不停滞在一态上,由同一本体衍化出千异万状是其神。

    说到此,应再提出一久字来,略加阐释。久属时间性,一切化皆待久。老子曰:“道乃久”,又曰:“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此犹言一切道化与自然皆待久,亦可谓时间之久,乃成其道化与自然之主要条件。易亦有言:“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又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中庸言:“悠久所以成物也。”此言天道地道万物之道人道皆待久。庄子曰:“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美成主要在化,恶成主要在变。尧舜之在中国古代,无功可举,无业可传,一若无所成。然中国文化之渊源于尧舜者,至深至大,是美成也。其成过而化,乃莫能捐。埃及有金字塔,巍然迄今尚在,永为世所惊诧,然不能化。埃及人文,终为吞噬而尽,此之谓恶成。历数并世各民族,文化绵延之久,民族蕃滋之大,无过于中国,此唯中国人早知久而化成之义,所以有此。近百年来之中国人,则欲于旦夕指顾之间,尽变故常,全盘西化。然西方亦别自有其一段时间。乃曰迎头赶上,不知美成在久。

    继此试再言积字。如曰积代积世,积日积岁,积渐积习,此诸积字,亦涵久义。又曰积心积虑,积爱积信,此诸积字,亦有心上功夫。又曰,积志积功,积学积德,则似乎人生大道中亦赖于有积。然而积字终嫌偏在物质一边,终嫌其不能过而化。故天可谓积气,不可谓积道,如积寒积暑,积凉积热,滞不能化,而唯有积,在天地亦成病,故天地之道必曰化,不能积。专仗于积,则不得成天地。又如积雨积水积潦,积雪积雾积露,积而不已不散,皆成病。如人积食不化,亦成病。积财积货皆然。人若唯知物质之为贵则必求积。老子曰:“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岂有金玉满国而独能守。甚至金玉满世界,亦绝非此世界之福。唯有所过者化,乃能有所存者神。否则凡能积而成者皆恶成,断无存神之可言。存与积亦不同。庄子曰:“目击而道存”。易曰:“成性存存。”道与性皆可存,但不可积。又曰生存,不可曰生积。朱子诗:“境空乘化往,理妙触目存。”又曰:“俯察方仪静,颓然千古存。”故唯存乃可久,而积则不可久。能知化与变之辨,又能知积与存之辨者,庶可与语夫中国民族之文化理想与其人生大道之所在矣。

    荀子讥庄子,谓其知有天,不知有人。其实荀子乃是知有人而不知有天,故主性恶,又提倡以人戡天,教人师法大禹。禹治洪水,九年在外,腓无胈,胫无毛,三过其门而不入,可谓有实绩实功。然不若尧舜之荡荡乎民无能名,有天下而不与。禹非不当效法,然不当唯禹是法。荀子所见终较孟子差一级。故荀子重积不重化,重变不重存。不知性可存,不可变。苟变了,斯失其性。性可化,不可积,苟只知有积,则不仅不能化,亦复不可变。凡积之所成,必皆在外面物质事业上,失却其内在所当存之心与神,则皆不免为恶成。荀子又著富国强国篇,富强皆可积而致。求富强者皆由在人事上求能变。若知化,则有安足,无富强,而富强亦终无不变为贫弱。荀子不悟于此,故其言人生大道,亦仅知重礼,不知重仁。礼以必随时而变,仁之为道,则可以千古常存。荀子之学,传而为韩非、李斯,终不为中国后人所信守。其中有甚深妙义。非于人文大道会通而观,明辨以求,则不易知也。

    朱子注中庸则曰:“天地之道,由其不贰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其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然天地山川,实非由积累而后大。此因不贰不息属形而上,积累乃属形而下。由不贰不息,可以符于自然。积累则仅属人事,并多违背自然。求人事之上通于自然,则绝不从积累下手。若专从积累,亦不能不贰不息。故凡属积累必散失,必崩溃,否则必有停滞不能舟前,断无不贰不息者。故积累只是人工。余前著自然与人文篇,乃主以人文配合自然,发扬自然,非谓人文可以替代自然改变自然。自然应言敦化,非积累。积而愈多,非即敦而愈厚。篇中采荀子积字义,乃专就人文方面言,非谓自然亦由积累,故篇末又采朱子中庸注,另申其别一面。兹篇续加发明,读者其合而观之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