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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绿林赤眉起义后，天下未定，真是“不知多少人为帝”？刘、刘秀兄弟就是竞夺者之一。在争夺中，刘被刘玄所害，刘秀只得以计摆脱刘玄的控制，逃到河北另辟天地，另拉队伍，另立班底，自谋称帝。刘秀称帝是定了，但是，什么时候正式称帝有个时机问题。跟随刘秀的文官武将，一时听到王郎称帝，一时听到刘婴称帝，一时又听到公孙述称帝，就有点耐不住气了，也纷纷起来进劝刘秀称帝，刘秀总以为时机未到。有一次行军至南平棘的地方，将领又一次坚决劝进，刘秀被逼急了，只得吐露真情地说，“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必这样快地亮出旗子呢？你们出去吧，不要讲了！本来刘秀对于称帝的想法并不想让人得知，现在只得公开说明，我不是不要称帝，只是时机未到。众将走后，耿纯单独留下向刘秀进言，他说，“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跟着“大王”冒“矢石”，出生入死，都是为了“攀龙鳞，附凤翼”，以求达到自己的追求，现在时机已到，“大王”再不称帝，大家就要“望绝计穷”，离“大王”而去，“大众一散，难可复合”(59)，“大王”的事业也就完了。耿纯言辞真诚恳切，刘秀深为感动，随即正式称帝了。
“攀龙鳞，附凤翼”，出自扬雄《法言》，经耿纯这样一引用，此后“攀龙附凤”就成为随附主子打天下，以求荣华富贵的“美称”了。
辅佐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李斯，原是楚国上蔡人，年轻时做一“郡小吏”，很不得志。有一次，他上厕所看见老鼠在吃不干净的东西，而且惊恐不安，时时怕人与犬走近它，又在仓库里看到老鼠吃堆积如山的粟，而且安安稳稳，无“人犬之忧”。于是，李斯感叹地说，人的贵贱高低如同这两种处境不同的老鼠一样，什么高低贵贱，都是因为各自所处的境遇不一样。两种处境不同的老鼠，诱发了李斯心底蕴藏的私欲，他悟出了一个门道，即他要改变自己当小吏的卑微的地位，就必须改变自己的处境，换句话说，也要找一个可以攀附的主子。
举目四望，李斯走向哪里？山东六国都衰落了，没有可以建大业的人，自己的楚国也无可足以辅佐的人，只有秦国还可以去看看。临走之前，李斯辞别他的老师荀卿说，当今秦王政欲统一天下，成称帝之大业，这正是“布衣”施展才能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不能用自己的才能取得“荣贵”，那是枉活了，简直如“禽兽”般，我以不能改变我今天“卑贱”的地位而耻辱，我要去秦国奉事“强主”(60)了。异曲同工，李斯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他的“攀龙附凤”的心态。
攀龙附凤，是一种臣子选择主子的过程。这种选择是要极其慎重的，如刘备三顾草庐就是诸葛亮选择主人极其慎重的结果，一旦臣子选定了自己要追随的主人，就是将自己的身家性命、一生的事业和前途全托付给他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怎能不慎重呢？
这种选择有的是始终如一的，有的是有始无终的，有的是摇摆不定的。
如萧何选择汉高祖刘邦，房玄龄选择唐太宗李世民，赵普选择宋太祖赵匡胤，李善长选择明太祖朱元璋等都属于始终如一之类。要做始终不渝的追随者是很不容易的。
萧何辅助刘邦，忠心耿耿，精心尽意，刘邦想到的他想到了，刘邦没想到的他也想到了。刘邦进兵咸阳，诸将争着抢“金帛财物”，唯独萧何为刘邦坐天下着想，“入收”秦丞相御史所掌握的“律令图书”，后来，刘邦之所以知晓户口多少，民间疾苦，各地强弱贫富，地势的险要，就是因为萧何收藏了“秦图书也”(61)。刘邦与项羽坚持三年的楚汉战争，刘邦在前方，萧何坐镇关中，“计户口转漕给军”，补充军卒不辍，没有萧何所治理的后方全力支持，刘邦要战胜项羽是不可想象的。连刘邦自己也承认萧何为他立了“万世之功”(62)，即使如此忠心耿耿、精心尽意的萧何，汉高祖刘邦也没有放过对他的猜疑。在刘邦与项羽争夺得最紧张、最激烈、最困难的时候，刘邦最害怕他后院起火，最害怕萧何背叛他，因此对萧何提防、猜疑。刘邦多次派人慰劳萧何，萧何身边的鲍生看出了刘邦的用意，对萧何说，汉王这样做，“有疑君心也”(63)。萧何对此是以诚释疑，于是，听鲍生的建议，将自己的子孙及昆弟，凡是能打仗的都送到前线去。因此，刘邦放心了。
刘邦的大将韩信是萧何全力向刘邦推荐的，刘邦称帝，吕后杀韩信又是“用萧何计”，韩信死后，刘邦升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增派五百士兵守卫相国府。布衣召平对萧何说，这不是好兆头，高祖用兵在外，君又不在前方打仗而是守着平静的关中，为什么要给君增设守卫的人呢？是因为新近韩信在关中反，而引起皇帝“疑君心矣”。萧何又以诚释疑，听从召平的建议，不仅辞让封赏不受，而且“悉以家私财佐军”(64)。汉高祖刘邦再一次放心了。
继杀韩信、陈豨后，刘邦又亲自带兵镇压黥布。刘邦临走前探听萧何的动向，左右人回答说，相国和过去一样，在兢兢业业安抚百姓，“悉以所有佐军”(65)。萧何以为这样可以消除刘邦对他的猜疑。然而，有客对萧何说：君治理关中十余年，深“得百姓心”，加上“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君还要像往常一样治理国家，那不是更“得百姓心”？所以皇上多次问君的情况，这是“畏君倾动关中”，君有灭族的危险。如今君为什么不压低价格购买田地，以败坏自己的声誉？萧何这样做了，于是刘邦又一次放心。
西汉王朝建立，刘邦登上了龙基，这时刘邦害怕功臣宿将夺他刘家天下，功劳愈大，威望愈高，他愈加猜疑和提防。因此，他害怕功臣宿将继续治理国家，功劳更大，威望更高，这叫作“威高震主”。相反，你用做坏事的办法来败坏自己的声誉，他刘邦愈高兴。这就叫“有善归主，有恶自与”(66)。为了巩固家天下，不惜鼓励大臣做损害平民利益的事，这是专制主义统治固有的腐败。
在西汉初的宿臣中，萧何的功劳最大，威望最高，而结局也最理想，其原因就在于萧何遭疑不怨，以诚释疑。
另有一类，如韩信选择汉高祖刘邦，侯君集选择唐太宗李世民。
韩信与萧何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物。韩信功名心极强而且不加掩饰。当他是穷困潦倒的布衣时，他就有争当万户侯之志。母亲死，因“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67)。司马迁游韩信母亲墓地，就知韩信所蓄志向。韩信确实有军事才能，西汉初可谓猛将如云，但是唯独韩信堪称有勇有谋、独当一面的军事战略家(68)，他的智勇都超过了项羽，刘邦要夺天下非韩信不可。(69)而韩信自视清高，他瞧不起人，“羞与绛、灌等列”，甚至当着刘邦的面也出言不逊：“陛下不过能将十万。”“臣多多而益善耳。”(70)功名心极强而又自视极高的韩信，可以不与没有社会地位或他瞧不起的人相计较，可以受“胯下之辱”，也很讲义气，但是，就是挫伤不得他的功名心，故韩信对待刘邦是矛盾心理：一方面刘邦压抑他的功名心，“居常鞅鞅”，有背叛的企图；另一方面，又觉得刘邦对他有知遇之恩，不忍背叛。刘邦对待韩信也是矛盾心理：一方面认为韩信是大将之才，可用；另一方面又顾虑韩信的存在对刘家天下的威胁。韩信处于可叛与不可叛之间，刘邦处于可杀与不可杀之间。随着事态的发展，矛盾在转化，当可叛与可杀转化为矛盾的主导面，悲剧就酿成了。
最初，韩信投奔项梁、项羽，得不到重用，因此改为投靠刘邦，他跟随刘邦入汉中，因为不为刘邦所赏识，从而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佳话，这都说明韩信这人才高不得屈用，一屈用就受不了，就要“逃”。
后来，刘邦听萧何的建议，筑坛拜韩信为大将，韩信心情舒畅，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才干，尤其在井陉口背水一战，取得了击毁项羽的决定性胜利，从此，韩信名声大震。当韩信在井陉口打了大胜仗准备南下取齐时，刘邦却在荥阳被困，此时，韩信派人到刘邦那里，要求封他为“假王”，刘邦十分恼怒地骂道：“我被困在这里，日夜望你韩信来支援我，而你却要自立为王。”脱口而出露真情，在旁边的谋士张良、陈平怕刘邦因此得罪了举足轻重的韩信，马上踩刘邦的脚以暗示，刘邦反应快得很，当即改口讲假话：“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71)当时，刘邦虽然对韩信无可奈何，不能发作，但这件事不能不给刘邦很深的印象，留下猜疑防备之心。
韩信占有齐地后，项羽派武涉说韩信说，在楚王与汉王之间，足下举足轻重，投汉王则汉胜，投楚王则楚胜，汉胜楚，则汉下步就是消灭足下，不如足下中立，使汉楚连和，足下“三分天下”而王。韩信说，我跟着项王，“官不过郎中”，“言不听，画不用”。我投汉王，“授我上将军印”，“统数万众”，“言听计用”，我才有今天。汉王深亲信我，我背叛他“不祥”，虽死我不后悔。(72)
武涉走后，蒯通又来以同样道理劝说韩信保持中立，三分天下。韩信说，“汉王遇我甚厚”，我为了私利而背叛他不义。蒯通又说：文种等人辅佐越王勾践灭了吴国复兴了越国，结果是“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兽已尽而猎狗亨”，而且“患生于多欲而人心难测”，我曾知道有这样两句话：“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盖天下者不赏。”希望“足下深虑之”。韩信恃己“功多”，“仍不忍倍（背）汉”。(73)
韩信最终没有背叛刘邦是因为讲义气的思想支配了他，而且相信刘邦也会和他一样讲义气，念他“功多”，不至于加害于他。事实上，韩信在军事上是大才，在处理君臣关系上却是太天真了。
正如武涉和蒯通所说的那样，韩信的价值存在于楚汉之争中，楚汉战争一结束，刘邦与韩信之间的猜疑加深，裂痕扩大。从不叛走向叛，从不杀走向杀。
楚汉战争结束后，曾有人上书汉高祖刘邦告韩信反，刘邦用陈平计表面上说是“游云梦”，实际上是袭擒韩信。当韩信得知，处于欲反与不反之间，犹豫不决。一时“欲发兵反”，一时“自度无罪，欲谒上”，一时“恐见禽”。最后，韩信为了保存自己，用旧友钟离眛的头求媚于刘邦。这种杀友求媚的做法，不正是暴露了韩信自己吗？钟离眛在自刭前指责韩信说：“吾今日死，公亦随手亡矣。”当韩信捧着钟离眛的头去见刘邦时，立即被缚放在后车，带往洛阳，韩信怨愤地说，果然如人所说“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74)！这次刘邦将韩信降为淮阴侯，释放了。韩信不是以诚释疑，先是卖友求媚，暴露自己的不可信，后是发怨言表明自己悔不早反的心迹，加深了刘邦对他的猜疑。所以，刘邦后来终于杀了韩信。
韩信能不能避免杀身之祸？假如刘邦以诚待韩信，不轻信谣传，不“畏恶其能”，不将韩信从王降为侯，增加他的怨望，增添他的疑虑，就会强化韩信的感知遇之恩不忍反叛的观念，但是，这是作为皇帝的刘邦所做不到的。因为皇帝有随便猜疑臣子的权力，即使是无根据的怀疑所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也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又假如韩信像萧何那样能做到遭疑不怨，以诚释疑，也可能化险为夷。但是，韩信的性格个性决定了他做不到，所以韩信必死。
在专制主义制度下，怀疑臣子是君主的特权，而臣子对君主的怀疑却没有不满、怨愤、反抗的权利，只有被怀疑的权利，只有遭疑不怨、以诚释疑的权利。君主愈怀疑，臣子愈要示之以诚，示之无怨，君主愈是耍虎威，臣子就愈要拿出听任被吃的奴性。韩信本无反意，也无反抗的行动，后来有反抗的情绪、反抗的怨言和反抗的企图，也是刘邦的所作所为“诱逼”(75)出来的，韩信为什么经不起“诱逼”呢？作为臣子，天生就应该有抗“诱逼”的能耐，没有这种能耐就不配当臣子。韩信之死“不亦宜乎”！
是臣子，总得要攀龙鳞，附凤翼，但是这种攀附是不容易的，有多少人从龙凤身上摔跌下来，坠毁谷底。这惨景吓坏了多少人，他们只有以奴性乞避厄运，像萧何那样。尽管这条活路是屈辱的狭窄的，然而在各条活路都被堵死的情况下，毕竟也算一条活路。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样的传统：赞美萧何的奴性，贬责韩信的个性，连自我意识很强的司马迁都不免为这传统所宥。请看，司马迁评价韩信说：“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不务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谋畔逆，夷灭宗族，不亦宜乎！”(76)
也许专制主义统治太险恶了，太无路可走了，不能责怪哪一个人，完全在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