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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次演讲我们分别从兵力和财力方面，讲述了清朝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衰落的。今天，我想先讲讲中国思想从过去到现在的变迀，最后再稍微讲讲将来之事。近些年来，对清朝来说，中国的思想倾向是很不利的。
我将分成两个方面来讲，一是种族观念的兴起，二是尊孔思想的演变。因为本次演讲今天就要结束了，所以可能会讲得比较粗略，难免有词不达意的地方，但要点应该是不会遗漏的。
种族观念的兴起
清朝时期，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这对种族观念的兴起起了巨大作用。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自大的国家，一直以中华或中国自居，视其余国家为蛮夷戎狄。在中国人眼中，只有中国人才是真正的人，外国人几与禽兽无异。而且中国从来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国家。中国人所谓的国家，只指春秋战国时代的列国，或者汉代以后与郡国并立的各诸侯国。因此，中国向来自夸境内为天下，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中国位于世界中央，其他国家则环绕四周，称为四裔。这种“只有天下没有国家”的观念自古有之，一直未能消除，最终有所转变还是近七八十年来的事情。
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伯爵
乾隆末年，也就是距今约一百一十年前，英国曾派马戛尔尼伯爵出使中国，要求与中国通商。在来华的外国人中，马戛尔尼伯爵是最有见识、最不肯轻易向中国人低头的一个。在觐见乾隆帝时，他曾因礼仪问题而与朝廷发生过争执。在中国人看来，不管来自哪里的外国人都是来向中国朝贡的夷狄。因此，英国使臣也理应遵守中国的君臣之礼，觐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也就是对着皇帝三次跪拜九次叩首，以示最大敬意。然而，这个要求却被马戛尔尼伯爵断然拒绝。他表示，自己是英国使臣，并非中国臣民，无需遵守中国的君臣之礼。他还提出，如果中国能派与自己同等级别的官员，在英王乔治三世的画像前行三跪九叩大礼，那么自己也愿向中国皇帝行此大礼。最终，马戛尔尼伯爵前往热河，在一个大帐篷里，与蒙古王公等一起觐见了乾隆皇帝。至于礼仪之争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却不甚清楚，有人说马戛尔尼行了三跪九叩之礼，也有人说没有。总之，来华的外国使臣中，如此捍卫自己国家尊严的，马戛尔尼还是头一个。即便如此，乾隆皇帝回复英国的国书也仍以“谕英吉利国王”开头，之后通篇以“尔”称呼。趾高气扬的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伯爵得到的回复，也和夷狄君长得到的回复没有两样。这是距今一百一十年以前的情形。后来，嘉庆皇帝时也有使者来华，使者待遇仍未见变好。也就是说，中国最后肯承认外国与自己地位平等，其实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
马戛尔尼伯爵
对外战争的失败
在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失败后，中国才承认外国与自己地位平等，而这不过是距今七八十年前的事。清朝打了败仗，与英国签订条约，被迫开放五处通商口岸。这时，虽然中国方面的记载仍以“抚绥外夷”行文，但条约文本中却不得不承认中国与外国平起平坐，第一次将中外的同等地位写在了纸上。后来，英法联军北上，京城惨遭洗劫，中国真正意识到了夷狄的强大和可怕。之后，清朝才开始设立处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而在此之前，清朝的外交事务都交由理藩院和四译馆处理。理藩院和四译馆主要负责处理蒙古等藩属以及缅甸、暹罗等朝贡国的事务。除此之外，如果洋船抵达广东，那么当地官员会酌情处理相关事务。英法联军入侵北京以后，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可谓是中国认同中外同等地位的开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后来演变成外交部。然而，即使在总理衙门设立后，清朝只是视西洋人为拥有大量军舰、在沿海虎视眈眈的大麻烦。不过，它总归见识到了西洋人的可怕。但同时，清政府仍认为日本不足为惧。虽然日本派兵攻打台湾，在琉球实行废藩，甚至还觊觎朝鲜，但中国并不了解日本的真正实力，只把日本看成是个事事模仿西洋的东夷小丑，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之徒。直到1894年、1895年惨败于日本之后，清政府才认识到，无论国家大小，外国的实力都不容小觑，中国只是世界上的一个国家，而且是其中最弱小的一个。从此，中国才真正意识到了外国的可怕，渐渐产生了变法图强的主张，形成了同文同种的观念，也就是种族观念。中国终于认识到，夷狄并非自己的附庸，而是不同种族建立的独立国家，实力比自己更强大。
英王乔治三世
马戛尔尼伯爵与蒙古王公准备觐见乾隆帝
签订《南京条约》
总理衙门官员
因此，中国与外国接触越早的地方，种族观念产生得也越早。也就是说，道光年间鸦片战争时期，最先与外国人接触的广东人是最早产生种族观念的。当然，在历史上，这种情况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从前败给外邦时，中国也兴起过种族观念。譬如，在南宋被蒙古灭亡时，人民就有了很强的种族观念，直到最后还顽强抗争。纵观历史，虽然中国发生过无数次革命，但之前的政权被推翻时，人民大都投降，很少坚持抵抗。然而，宋朝灭亡时，人民却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殊死抵抗。这表明，不愿被蒙古灭国的种族观念兴起了。后来，南明被清朝灭亡时，人民同样拼死抵抗。如此看来，外国入侵、中国战败时，种族观念很快就会兴起。然而，等到强盛后，中国却好了伤疤忘了疼，立即以天下自居。清朝也不例外。入主中原后，它很快便轻视四夷，而如今遭遇失败后，种族观念才再度兴起。由于满人是以夷狄的身份入主中原，中国又是在其统治下被迫打开国门，所以，现在中国的种族观念其实有着双重含义。
双重种族观念
所谓双重种族观念，一方面是整个中国对外国产生的种族观念，另一方面是回顾明亡于清的这段历史时汉人对满人产生的种族观念。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许多新书面世，不少旧作被重新刊刻，其中就充斥着反清排满的思想。在清朝两百多年间，反满运动虽然不绝如缕，但经康熙、雍正、乾隆的残酷镇压，曾一度式微，归于沉寂。日清战争以后，随着清朝国力不断衰弱，积压已久的反满情绪才再度爆发。乾隆时期，含有诋毁满洲言辞的书籍或者明朝遗民、忠义之士表达对清朝不满、痛斥满洲的书籍不仅一律遭到销毁、禁止出版，而且私藏这些书籍的人还会被处以刑罚，但现在这些书籍却重见天日，公然买卖印行。这就表明，清朝不仅使人民对外国产生了对立的种族观念，还使人民对自己也产生了对立的种族观念。
革命军这次高举兴汉灭满的大旗，就是近年来种族观念兴起的集中体现。义和团运动时期排斥外国人的思想，今天已经不多见了。如今的革命党人大多有过留学经历，深受进步思想熏陶，所以不再仇视外国，而将精力主要集中在内部的种族观念上。而且外国国力强盛，即使中国人坚持排外灭洋，也会以失败告终。当今清朝已是强弩之末，国力孱弱，所以，随着种族观念兴起，现在这般土崩瓦解的形势便出现了。以上就是清朝在思想上受到的打击。
八国联军逼迫中国人屠杀同胞
尊孔思想的演变
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可能与清朝的衰亡没有直接联系。近年来，中国思想界隐约发生了一些非同小可的改变。是否所有中国人都经历了这种改变不得而知，但接受新式教育的阶层普遍经历了这种改变却是可以确定的。
它就是尊孔思想的演变。尊孔思想说来话长。我们抛开历史，只说说最近的情形。道光年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一种奇怪的思想在中国学者之间非常流行。该思想就是尊孔思想。尊孔思想来自公羊学派的主张，兴起于距今八九十年前。《春秋》有三传，分别是《左氏传》《公羊传》《毂梁传》。所谓公羊学派就是专门研究《公羊传》的学派。公羊学派认为，六经皆由孔子所作，并非孔子修改之前的经书而成。《春秋》是孔子为改革旧制、创立理想的新制度向弟子口授而作，处处包含微言大义。《公羊传》便是对这种微言大义的阐释记述，最得孔子真传。公羊学派奉《公羊传》为圭臬，批判其他一切经书。这种论调后经扩大，进一步认为，凡与《公羊传》同一时代的、西汉时期的今文经学才是孔学正宗，东汉以后的古文经学是不可取的旁门左道。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稍微有些复杂。简单地说，今文就是汉代通行的文字，也就是隶书，而古文则是指当时已经不再通行的籀文以前的文字。秦始皇焚书以后，汉初学术复兴。伏生口授的《尚书》就是以当时通行的文字所写，其他同时期的经书同样以隶书写成。孔子时代通行的文字自然属于古文，但到了西汉已经不再通行，因此，便将用汉代通行文字写的经书称为“今文经书”。西汉时期，今文经学被立为官学，今文经书大行其道。但到了后来，人们从孔子老宅墙壁及其他地方发现了用古文书写的经书。西汉末年，有人开始研究古文经书。因此，到了东汉时期，学者除研究以往的今文经书之外，也经常会参考古文经书。随着《周礼》这种只有古文版、没有今文版的经书流行，古文经学也日渐兴盛。在《春秋》三传中，《左传》是古文经，《公羊传》是今文经，所以研究《公羊传》的公羊学派被称为“今文家”，研究《左传》一派被称为“古文家”。这里的今文与古文之分，是为了区别西汉和东汉的经学研究，与《尚书》的今文、伪古文并无关系，这点需要记住。今文家主张今文经学是孔学嫡传，注重微言大义，排斥流于章句训诂的东汉古文经学。而古文家则主张六经自古就有，欲将孔子拉下神坛。古文家认为，古文《逸礼》等都是周公以来就有的经籍，并非孔子删定后才有。公羊学派则力排此论，极力尊崇孔子，并援引当时十分流行的《纬书》[16]，称孔子出生时天降祥瑞，与帝王出世一般无二。这种思想近年来再度兴起，盛行于世。如今住在须磨[17]的维新派主要人物康有为就属于公羊学派。康有为甚至主张，应该参照基督教，尊奉孔子为教主。总之，极端的尊孔思想对近来的思潮产生了很大影响。
宁波市镇海区的孔庙
孔子
不过，有趣的是，康有为主张尊崇孔子的同时，也主张要尊崇诸子。他认为，继孔子之后，诸子创立了各种新学说，理应享有与孔子一样崇高的地位。也就是说，康有为提倡尊孔子为教主的同时，也主张继承孔学的并非只有儒家，诸子百家之学也都源自孔子，不应独尊儒家。这种说法虽然颇有穿凿附会之嫌，但近年来却十分流行。诸子学说的研究也因此发展了起来。
老墨的研究
在诸子学说的研究中，老子、墨子的研究最盛行。因为墨子思想与西方理念存在诸多相似之处，所以墨学研究盛极一时，墨子几乎受到与孔子同等的尊崇。革命党中的大学问家章炳麟则极端地认为老子高于孔子。他主张，孔子的学问不乏可取之处，孔子本人亦有经世之才，但在道术上却远不及孟子、荀子。可见，尊孔思想渐趋衰颓。当然，章炳麟不属于公羊学派，而是属于近年来出现的一个批判公羊学的学派。这个学派主要研究《周礼》《左传》等古文经学，章炳麟就极力鼓吹《左传》。虽然章炳麟的性格很古怪，但在东京的留学生中，他却很有声望。由他主笔的《民报》颇受中国学生欢迎。这些都对近来的思潮产生了极大影响，一味尊崇孔子的思想日渐衰微。
老子
如上所述，中国近来的思潮从极度尊孔渐渐走向不甚尊孔。更不可思议的是，极力主张尊孔的公羊学派，在信仰上也与孔子渐行渐远。
孟子
佛学研究
佛学研究在公羊学者之间十分盛行。这种风气发轫于公羊学派著名学者龚定庵。龚定庵潜心诵念大藏经[18]，尤其推崇天台宗，兼通禅宗、华严宗。他对佛教十分虔诚，将之喻为无上法宝，奉佛典为圣人之言。
龚定庵有个朋友魏源，字默深，是《圣武记》的作者，著名的历史学家。魏源与龚定庵交往甚密，也是影响力很大的公羊学者，晚年皈依佛门。杨文会[19]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刊刻的《净土四经》，也就是净土宗三经以及华严宗《普贤行愿品》的合集，就是由魏源辑录的。魏源自称“菩萨戒弟子魏承贯”，为之作序————该序未被录入《魏源集》。魏源很推崇老子，著有《老子本义》。总之，他与龚定庵一样皈依佛门，尤其倾心净土宗。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与杨文会有关的往事。杨文会，字仁山，住在南京，一生从事刻经事业，与我国的南条文雄[20]博士有交往。1899年，我去南京拜访过杨仁山，问他心灵的归宿。他回答道：“信仰归于净土，义理学于法华”。魏源所辑《净土四经》颇受杨仁山称赞。通过这本书或许可以一窥杨仁山佛教信仰的由来。《净土四经》的助印捐资者名单中有精通西方数学的学者李善兰等，还有浙江德清人戴望[21]，这很有意思。著名学者戴望英年早逝，曾经抄写过龚定庵的文集。他的公羊学思想深受同乡好友俞曲园[22]的影响。俞曲园不仅是近代以来的经学大家，而且对道教抱有浓厚兴趣，著有《太上感应篇缵义》。他的研究甚至旁及佛教，为《金刚经》等做了注释。如此看来，戴望和俞曲园无论在公羊学还是佛学方面，都堪称上承龚魏之学，下启后世公羊学者。不难发现，公羊学者兼治佛学并非个别的偶然现象，而是很有渊源，代代相传[23]。
进入康有为时代，研究佛学的风气更加流行了。譬如，康有为就自称研究华严宗多年。实际上，公羊学派之外的学者大都热衷于佛教研究。我认识的学者————前些年去世的文廷式、仍然健在的沈曾植、夏曾佑等都对唯识宗有深入的研究。唯识宗以外，禅宗也很盛行。章炳麟就兼研唯识宗和禅宗。章炳麟认为，中国是弱国，中国人更应潜心研习禅宗，发愤图强。很多日本人也在研究禅宗，深信禅宗可以培养人的胆识和魄力。总之，近来佛学研究的兴起深深影响了中国学者。虽然人们仍视孔子为一代圣人，但尊奉孔教的思想却已经式微。
章炳麟
血气方刚的中国留学生大量接触外国新思想后，渐渐开始置中国历史和传统思想于不顾，极力主张共和政治。儒家历来注重“五伦”，“五伦”又以父子、君臣二伦地位最重要。在共和政体之下，君臣关系不复存在，伦理势必遭到很大破坏。所以，这种敢于无视社会秩序、超越政治层面、触及伦理的改革，绝非朝夕之功，而是近代思想变迁的结果。当然，在动乱之际，异端邪说、畸形思想横行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譬如长毛之乱就是以基督教的变种为号召而爆发的，但这种事物注定不会长久。
还有一个例证就是各种新奇的妇女运动。在中国的传统礼教中，妇女运动虽然是不被允许的，但历史上却时有发生。譬如，明末时期，有个叫秦良玉[24]的女将曾经征战沙场，而长毛之乱时，长毛贼中也有女兵。其实，在中国，不符合礼教的事情是常有的。譬如，中国男人很怕老婆，“惧内”这种专门的词汇就用来形容这种现象，可见中国女性是十分强势的。传统礼教不允许女子抛头露面，而女子抛头露面往往发生在社会秩序紊乱、思想发生剧变之时。近七八十年来，诸多矛盾不断积累，致使接受新教育的人们思想无不产生剧变。他们这才充当起革命的主力军，主张建立共和政治，试图破坏传统五伦，摧毁原有社会秩序。
总之，外部刺激下产生的种族观念，加上内部的思想变迁，使人们对朝廷的恭敬基本消失殆尽，危机一触即发。因此，像现在这样革命一爆发就造成不可挽回的局势也属意料之中。不过，这种情况是否会一直持续下去，在孔子倡导下形成的社会秩序是否会永久被打破却还是未知的。我认为，经过一段时期后，未来一定会出现对当今革命思想的反思。而且我的这种判断也是有据可循的。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就略去不说了。虽然未来如何不得而知，但革命在当今中国愈演愈烈。幼年皇帝真的是生不逢时。清政府在人民心中的权威尽失。在长毛之乱时，地方官员大都誓死抵抗，如今却纷纷弃城而逃。清政府甚至不能像长毛之乱时那样严惩弃城而逃的官员。随着革命爆发，清政府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也是在所难免的。
秦良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