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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
记者先生：
我读了《晨报副刊》上爱情原则的讨论前面底记者所附注的那段文字，我觉得很不满意，所以我写信给先生讨论一下。
我底讨论是与爱情原则的讨论没有关系的，我不批评张竞生君底论文，也不批评其他各作者底论文，不过只对记者这段文字来批评。
记者说原想大家来讨论，而结果很不满意，各人大半主张旧道德，这是不用功读书底缘故。这种种话是很令人难懂。主张旧道德就不能算讨论吗？主张旧道德就是不用功的缘故吗？一定要各事都同旧道德相反就算是对而且为用功底结果，那是根据什么原则来的？
我以为凡事都须平心静气的来讨论，不彻底了解这个问题底人万不可来作武断的评判。记者既是第三者底地位，也不当表示倾向某方的意思。
还有一层，记者又说其中谬误请张竞生君改正。张君是主张爱情有某某等原则的，反对张君底论文自然与他底意见冲突；教他本人来改正人家底论文，何以见得他就是不错的呢？
上海《时事新报》曾不加批评的将反对张君底论文登出来，我很赞成他们那中立态度。
我是一个讨论爱情原则以外的人。
陈锡畴，于北大
附注：记者如欲摘出鄙人这信底错误处，请在副刊上发表。
二(2)
副刊记者先生：
我现在以读者的资格，对于爱情定则的讨论这一件事，想进一句忠告的话。
那些文章初发表的时候，我很有兴趣的期待着，但到了现在读过二十篇，觉得除了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佐证之外，毫无别的价值。先生还想继续登载下去么？我想至少您也应定一个期限，至期截止，不要再是这样的胡乱尽登下去了。
再说那些投稿者虽然都自信他所说的是至理名言，但也要编辑的人加以别择，若有太说不过去的话应当没收不要发表，不但是体惜读者免得白费精神，也是体惜作者省得献丑。现在先生把来稿完全发表，不问说的是什么话，即使不是故意的叫青年出丑，也未免稍缺忠厚待人之道，要请先生注意，并恕直言。
六月六日，钟孟公上
三(3)
记者先生：
我也知道，“讨论”是解决一切问题，求得一切真理的唯一良法，我们无论拿哪种问题来讨论，都应不厌求详。可是这次贵刊上“爱情定则的讨论”，实在使我有点不耐烦呵！
旧剧中的小丑似的，一登场便信口地无理笑骂，在这次讨论的人员，至少有二分之一是这样的态度。他们对于这么一个重大的————也可说是切身的————问题，全不凭点学理说几句近情近理的话，“也不用心思想，所凭借的只是街头巷尾听来的一般人的传统见解”，这也配来讨论吗？我不禁要替神圣的爱情呼冤呢！中国的智识阶级，中国的新青年呵！
在记者先生以为（1）“好在这栏，本刊并不负言责”，“意见无论优越也罢……无论荒谬也罢……”（2）“正可借此机会，用爱情这一个普遍的题目，考一考当世的青年”，所以就不管好歹，取“来者不拒”的主义了。先生，你错了！所谓“不负言责”者，是不管各人的主张意见，对不对，并不是连文字、意义的通不通都不管吧？苟连通与不通都不管，在这次讨论以后，不再讨论任何别的问题则可；要是还有别问题讨论呢，我又要替贵刊的小小篇幅担忧！至于“借此机会考一考当今的青年”，这固然是先生一番好意。可是也应稍加慎重，按照考试的通例，只取其及格者，其余不及格者应教他们“名落孙山”才对。像那些不用“理智的判断”，对于爱情的主张和解释，仅仅是“……所以在生爱情的时候，男女就要互相调查有无lover”；和“凡爱情就是两性相合的许多条件的结晶……”难道这样也及格吗？我这样地略为指摘，并不是有意刻薄一般青年，诚以那些近于无理取闹的讨论，登在我所爱读的副刊上，不看又不放心，看了除白抛几分光阴不上算，还要惹许多无谓的烦恼呢。所以大胆和先生商量：请从明日始，把那“有一部分意见难免浅薄而且重复”的，不妨一齐割爱，不必只顾到“不登似乎对不起作者”，也须计及“登出要给读者许多烦恼”呵！还要请致意于本题的讨论者，如果再有和这一部分————意见难免浅薄而且重复的————同调儿，我愿作十二个长揖，诚恳地请他们“无须乎费了些精力”来提倡真正老牌的“什么话”！
太放肆了吧。乞恕！即颂
撰安
侠君 十二，六，七日于北京
记者附答：我还是打破天窗说亮话罢：在当初收到十余篇讨论爱情定则的文字的时候，我的意见也与钟君差不多，“……编辑的人加以别择，若有太说不过去的话应当没收不要发表，不但是体惜读者免得白费精神，也是体惜作者省得献丑”。后来实在等不到好东西，只得加了几句按语，就是“……不过很使我们失望，里面有大半是代表旧礼教说话，……所凭借的只是从街头巷尾听来的一般人的传统见解……”暂且发表，万不料这几句话竟使陈君“难懂”！
后来我想，有许多投稿的先生每把“公开的言论机关”这顶高帽子替我们戴上，要求登载他们自己的东西，虽然我们没有这许多冤枉的篇幅让他们发抒高见，但是暂时开放一次对于本刊似乎也还没有十分妨碍。我想，只要文法与论理上并无明白的错误，意见的差池究竟没有确切的标准。从前英国许多学者都注意于公开讨论的重要，到现在伦敦还有这个风气，无论是两个反对党的意见，尽可以同时在一个地方两面演说，他们相信意见无论如何荒谬，尽可以让他们自由发表，听者一定有抉择的能力，决不会有人去盲从他们。况且用学校展览成绩，及教育心理测验的办法，取科学的态度，则无论一针一笔之微，亦须与长篇大幅的论文受同样的看待，才当得起称为确切的材料。
但是，我不能凭有这个意见，一则使副刊的篇幅牺牲了，二则使读者的精神白费了，三则使作者的浅薄显露了。现在概括读者的劝告（有许多是口头的劝告），大约可分为三种办法，一种是间几日登载一篇，一种是把所有未经发表的作品，制成一表，将作者大名及篇中主要意见摘出来列在表内一日登完，又一种是照钟侠二君的意见，由记者“加以别择”，将认为有发表价值的诸作于三五日内登完，再登出张君的答复以作结束。第三种似乎较为可行，不知读者的意见怎样？
四(4)
伏园兄：
今天《副镌》上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只有不相干的两封信，莫非竟要依了钟孟公先生的“忠告”，逐渐停止了么？
我以为那封信虽然也不失为言之成理的提议，但在变态的中国，很可以不依，可以变态的办理的。
先前登过二十来篇文章，诚然是古怪的居多，和爱情定则的讨论无甚关系，但在别一方面，却可作参考，也有意外的价值。这不但可以给改革家看看，略为惊醒他们黄金色的好梦，而“足为中国人没有讨论的资格的佐证”，也就是这些文章的价值之所在了。
我交际太少，能够使我和社会相通的，多靠着这类白纸上的黑字，所以于我实在是不为无益的东西。例如“教员就应该格外严办”，“主张爱情可以变迁，要小心你的老婆也会变心不爱你，”之类，着想都非常有趣，令人看之茫茫然惘惘然；倘无报章讨论，是一时不容易听到，不容易想到的，如果“至期截止”，杜塞了这些名言的发展地，岂不可惜？
钟先生也还脱不了旧思想，他以为丑，他就想遮盖住，殊不知外面遮上了，里面依然还是腐烂，倒不如不论好歹，一齐揭开来，大家看看好。往时布袋和尚带着一个大口袋，装些零碎东西，一遇见人，便都倒在地上道，“看看，看看。”这举动虽然难免有些发疯的嫌疑，然而在现在却是大可师法的办法。
至于信中所谓揭出怪论来便使“青年出丑”，也不过是多虑，照目下的情形看，甲们以为可丑者，在乙们也许以为可宝，全不一定，正无须乎替别人如此操心，况且就在上面的一封信里，也已经有了反证了。
以上是我的意见：就是希望不截止。若夫究竟如何，那自然是由你自定，我这些话，单是愿意作为一点参考罢了。
六月十二日，迅(5)
五(6)
记者：
我今天看见“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的钟先生的文章以后，不怕献丑也来说几句话。
钟先生说：“我现在以读者的资格，对于爱情定则的讨论这一件事，想进一句忠告的话。”不知钟先生所进的忠告是哪一句？不知这一句忠告要“想”到什么时候才进？下二段吗？那么不止对讨论者的忠告了。
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这类文字，我想顶可尽量发表，无限制的必要，无论关于何种问题，越讨论越透彻。到了透彻的时候，便算是完事。
“爱情定则的讨论”这类文字，根据张竞生的什么规则讨论的，张竞生能作得，人家讨论不得？所讨论的事实是不是人做的？不是人做的也可拿来研究研究，谁有这种权威禁止谁口莫讲手莫写？
至如“……体惜读者免得白费精神，也是体惜作者省得献丑”的话更加不对了。作不作在乎作的人，读不读在乎读的人；愿作的作，愿读的读，有什么“白费精神”，“献丑”？
“……至少……也应定一个期限，至期截止……”继而“……也要……加以别择……”好丑没有一定的分别，好的要到何项的程度？不好的又是何项程度？假设在一定限度以上算好的，那么这类好的又发表到什么时候？
钟先生这篇文章我也看不出什么好的来，我想钟先生至少也带有那方的使命，不然也不讲这几句话（？）。
一九二三，六，十二，周佩虞，于北京海运仓四号
六(7)
记者：
一个定则，必须经过许多讨论，认为合理，才能成立。不然，只可说某某条文，不能称为某某定则。所以张竞生先生的爱情定则一出，《晨报副刊》就为讨论该定则的人开了一栏，专供大家讨论文章发表之用，孰知不上二十多篇，竟惹起钟孟公先生致《晨报》记者的信，真使我莫名其妙！我想钟先生曾受有何方的意旨吧？
钟先生说：“……但到了现在读过二十篇……毫无别的价值。————我想至少您也应定一个期限，至期截止……”我不知那二十篇爱情定则讨论文章的有无价值，是不是要看张竞生先生的理由辩得过否而定？不能说对于张竞生文章及定则反对的地方就算无价值，更不能冒里冒失武断的加以“毫无价值”四字批语就算了事。钟先生顶好可作几篇有价值的文章来给大家见识见识！“定期截止”，这话更加不通。因为讨论定则与商务印书馆发售预约不同，讨论定则以该定则充分了解为止，用不着什么期限。商务印书馆卖预约，那么，就用得着钟先生这“定期截止”四字了。
钟先生又说：“……也要编辑的人加以别择，若有太说不过去的话，应当没收不要发表……”读了这几句，我想钟先生外面虽好像在讨论人的文章上着想，实际会只怕别有用意吧？
钟先生又说：“……体惜读者免得白费精神，也是体惜作者省得献丑……”钟先生这样会体惜，怎么自己又写出不体惜读者和自己作者的信来了呢？
总而言之。爱情这个问题，目下已成最当讨论的问题，这次既有了谭熙鸿的实例，张竞生的定则，我们趁此机会把来讨论明白，免得成为千古悬案。所以我很希望《晨报副刊》给大家以充分讨论的机会，更希望给讨论稿件以尽量的发表！万不可虎头蛇尾无结果的收场————停止讨论————而中他人的诡计！
一九二三，六，十二日，杨剑魂，于海运仓十三号
七(8)
记者先生：
今日（六月十三日）副刊上，“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下面，有“记者附答”的三种办法。
其中第三种办法————将认为有发表价值的诸作，于三五日内登完————是似乎不可行的。理由是：既名为“讨论”，万不可以“记者”个人的爱憎，为取舍的标准。我看，先生是以“反对张君的爱情定则”和“攻击陈谭的结婚事情”为“旧”，而且“没有价值的”。然则，先生“认为有发表价值的”，一定是“赞成张君的定则”和“同情陈谭的事情”的议论了。今若专挑这一类有价值的发表出来，那不是公开的讨论，而竟成为张君的辩护栏罢了。
我在这里，有两种主张：
第一，如嫌讨论者太多则可以限定登载篇数，以收稿先后，为登载之次序，至限满为止。（剩余的，只好割弃。）
第二，先生定要赞成张君与陈谭的时候，不妨你自己多作几篇，与他人的文章，一同发表就是了。
记者先生，你想想，我这话是对不对？
六月十三日，田德普，于达智桥精神哲学社
八(9)
记者先生：
阅昨日及今日————十二、十三两日————《副镌》，知道关于爱情定则讨论，已经使读者感觉疲倦而至于烦恼了！但是感觉到疲倦并且烦恼又岂止写信给先生的钟、侠二君，“打破天窗说亮话罢”，我为爱惜我的时间，已于前一礼拜就不看关于此事的论文了！所以我常对朋友说：“我五月的《晨报》报费，至少是白花了百分之一。”
固然，公开讨论是极其重要，但讨论岂可满含着谩骂侮辱的口调，只凭感情驱使而不顾理智作用；我请先生不要太相信公开讨论在北京言论界里的价值；因为对于此种公开讨论感到疲倦和烦恼的，也许不止是钟、侠二君；即认为“白花报费百分之一”的，也许不止我一人了。
先生不是赵匡胤，为什么投稿的先生一把“公开的言论机关”这顶高帽子拿来，你便像“黄袍加身”的一样戴上呢？可怜荒废了许多读者的时光和金钱！金钱时光有知，其不叫冤者几希！
并且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截至本日止，已经有二十四篇了。先生即使要考一考“五四”后青年的成绩，于此也可见一斑了。并且我们亟盼读一读张竞生先生的答复；所以我赞成从明日起，就停止登载反对或赞成爱情定则的文字，接续把张先生的答复登出来。
本日《副镌》先生附答的最后一句是：“不知读者的意见怎样。”这当然是征求读者的意见。我对于先生所提办法，当然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也有发表意见的必要。所以胡乱拉来，写成此信；冒昧之处，统乞原谅！专此即颂
撰安
徐绳祖，六，十三，法大
这五封信中，上三封都是反对钟孟公先生的；但特别对于鲁迅先生的一封，我们须得仔细玩味。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鲁先生是《狂人日记》的著者，《阿Q正传》的著者。他的作品所以能够百读不厌，所以能够令人感得一种极亲切的苦痛中的快乐的趣味，全在他的材料都是这样零零碎碎的从日常生活中搜集得来。钟孟公先生是少年（这自然是极武断的话，我至今还没有知道他究竟是不是少年），有着少年的脾气，一闻着恶劣的臭味，不是自己即刻逃开，便是想把那恶劣的东西即刻拿掉。鲁迅先生却不然：他好像动物学家对于毒蛇，心理学家对于疯子，医学家对于传染病菌，别人都吓得掩耳却走，他只丝毫不动声色的取着一种研究的态度。只是很可惜，我把这封私函发表以后，恐怕“有价值”的议论难免要日渐减少了。原来照心理测验的规例，我们决不能以“我们搜集这些是为做研究的材料用的”这句话向被测验者说破的。（记者）
九(10)
记者先生足下：
近来副刊上爱情定则的问题热闹极了。鄙人是一个小学教师，不曾“彻底了解这个问题”，不能“来作武断的评判”，但是觉得非常的重要而且有意义，因为我在这里边看出现在教育界里的两个极重大的问题来。
一是性教育的需要。我们不能科学地恋爱，————正如我们未尝科学地饮食一般，————但科学地了解恋爱的心理却是可能的。现在看大多数的爱情论者完全缺少性知识，只是说些“玄学”的话，实在是可悲的现象。他们得不到性教育，或者不是自己的错处，但因此愈令人觉得对于下一代的国民的性教育之重要了。
二是国语教育之必要。有许多讨论者对于别人所写的“白话浅文”还不能完全了解，以致发生误会，也是事实。近来国语运动稍稍兴起，文学革命的“前辈”便很乐观，以为天下是他们的了，其实还差的很远，试看这回讨论的文章，便可以觉悟，非努力的再去改良进行，这国语教育就要完全失败了。
爱情定则的讨论和通信，能够做这两个问题的材料与证据，所以我相信是极有价值的。希望先生不要加以限制，源源发表，不但可供小说家、医生和心理家的研究，有益于教育界更非浅鲜。这是鄙人写这封信的微意，请赐鉴察为幸。
六月十五日，曹叔芬，于徐州
十(11)
记者先生：
昨日————十六日————看《副刊》上徐绳祖的信，有发表张竞生的答复的要求。这是徐君的思想自由，而其发表与否，尤在乎记者的职权，旁人均无从干涉的。我写这信，不过表明我的意见，与徐君不同罢了。
张竞生，是一个对于爱情定则，最先发表意见的人，已受过各方面的赞成和反对，在张君自己的心理，也许宁对那些反对的议论，加以痛快的反驳，以伸自己的主张。但在我们讨论者和读者，并没有这个需要。而在贵刊，亦似乎没有发表的必要了。
虽然，张君的答复，究竟有没有发表的需要，得先看他所要发表的文章的内容如何为断。
今且依我的希望说，张君答复的内容，如含有下列二项的性质，则无须发表。
（一）如系反驳反对者的议论的时候，不必发表。张君没有公断人的资格，是不用说了。（任何头脑公正，知识高明的人，对于这种问题的讨论，是决不会有公断者，只具有讨论者和研究者的资格而已。）其实，他并没有再发议论，反驳反对者的特权（假定张君独有，别人没有而言）了。张君不过为讨论者中的一人，决不能以其先发议论，而有发表答复的义务和优先权。所以他若定要再发议论，反驳反对者的时候以前，反对他第一次议论的人，当然又要反驳他第二次的议论了。若如此循环不已，能够何时了结？那时恐怕贵刊，也不好禁止他人的第二次第三次的发言了。
（二）若以自己为高明，而以他人为固陋的时候，亦无须发表。因为在张君，则或能以自己的思想，为新鲜而高明，以他人的思想，为陈旧而荒谬，也未可知。但是还说不定他人反以张君为未成熟（太新鲜之故）而更荒谬呢。
附注：我尚没见张君的答复如何，竟自妄忖他人的心，未免涉于苛刻。但是我的这种说法，并非没有依据。我看记者先生，是一个赞成张君的人。他————记者————时常发露这种口吻，以此推论，可见张君或能如是也。我是很盼望不如是的。
张君答复的内容，若含有下列二项的性质，我还希望他发表。
（一）若张君并不是反驳反对者的议论，而只认为他人有误解他的文章之处，可以说明他本意，不教人以辞害意可也。
（二）若张君听多方面反对的议论，而有所反省与觉悟，要将前次发表的定则，加以更正，或取消的时候，更有可以发表的价值了。
记者先生！登载文稿的权力，完全是记者的所有，所以我说这些话，是终未免多言多虑的。但是既有人有要求张君的答复的表示，我也凭我的思想，表示我的希望，与他们不同就是了。顺便请
您的安
六月十七日，陈同文，于精神哲学社
十一(12)
记者先生：
我是很喜读副刊，尤其是爱读关于“爱情定则的讨论”一类的文章的，以为如此底讨论，爱情的定则自然有归于正确之日。不料正继续读的高兴之际，忽然发生了一些“关于爱情定则讨论的来信”底文章：内中有些是要继续讨论终局的；有些是要不必讨论终局或限期截止的。而先生的附答又是要打破天窗说亮话，不肯牺牲篇幅，竟采了一二人的意见“加以别择”于三五日登完，并把张君的答复作为结论。这真是使我十二万分的失望！幸先生附答的末句是“不知读者的意见怎样”，所以不怕献丑来说几句话。
先生附答第二段说：“……取科学的态度……才当得起称为确切的材料。”先生今既采钟、侠二君的意见，而舍弃多数人的意见于不顾，可以算是取科学的态度吗？并且先生又要把张君的答复作为结论，尤其是不对了。
张君的答复我虽未见，但可隔山揣想是反驳对方的，对与不对还不一定，总而言之我认为张君的答复不能作此案的结论。因为张君带有替人当辩护士的色彩，头次既牵强附会的替人辩护，这次亦未必有圆满的答复。若硬要以张君的答复作结论认为是对的，以后不许人再讨论了。那末，先生又何不于登载张君的爱情定则的时候，加上几句按语说：张先生的定则是对的，不许任何人弄起怀疑的态度，是要认为金科玉律的，大家要这样实行才对，才不是“代表旧礼教说话……”这么一来，哪里还会牺牲副刊的许多篇幅，白费读者的许多光阴和精神，与一般青年的献丑呢？
我很希望先生任人把这个讨论的意见发挥净尽之后，再抱定一种真正科学的态度来作一个结束，或许较张君的答复作为结束要差强点，还要请先生致意于劝告停止讨论或带有使命的讨论者，以后少说些荒谬的话，免得将活泼泼的爱情活作孽的拉入张君的爱情定则的死模型里面去。拉杂写来，冒昧之处，统乞原谅！即颂
撰祺
傅尚瀛，六，十七，于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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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2日《晨报副刊》。
(2)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2日《晨报副刊》。
(3)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3日《晨报副刊》。后有记者附答。
(4)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6日《晨报副刊》。
(5) 本文作者为鲁迅。
(6)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6日《晨报副刊》。
(7)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6日《晨报副刊》。
(8)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6日《晨报副刊》。
(9) 本文原载1923年6月16日《晨报副刊》。后附记者按语。
(10) 本文原载1923年6月23日《晨报副刊》。
(11) 本文原载1923年6月23日《晨报副刊》。
(12) 本文原载1923年6月25日《晨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