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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父母对我的纵容，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爱好和想法，自由地选择去往的地点，交游的朋友，以及娱乐的方式。我要外出旅行，也仅仅受限于岛国的疆界和我的收入数量了。
家人曾经为了给我谋个驻外大使馆的秘书职位奔走了一阵；我也听受过一个可以将我再送往欧洲大陆的计划。吉本夫人凭着肤浅的聪明，劝我到法学协会租上一套房子，利用我的闲暇时间攻读法律。我没有听从她的劝告，至今并不懊悔。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很少有人会下决心硬着头皮穿过满地荆棘走那一条阴暗曲折的道路的。大自然没有赋予我勇敢机智的口才，可以在法庭的扰攘声中语惊四座；我很可能既没有获得一名成功的辩护士的声誉或者财产，却又荒废了文学上的功夫了。我不需要依靠一项专门职业上的固定职务才能过日子；每一天，每一个小时，都有满意的事情可做。我也一直不懂得懒散生活的乏味可厌，同我们许多英国人一样。
从我回返英国到成立汉普郡民兵队伍的两年间（一七五八年五月到一七六〇年五月），我在伦敦过了大约九个月，其余时间都住在乡下。首都有许多玩乐的地方，是谁都可以去的。在一个好奇心重的人看来，这情况本身就是个经常存在的惊人现象。早晨外出散步兜个长长的圈子，可以遇见各种各样的事物，使每一种爱好，每一种感官都得到满足。我在一个舞台事业极为发达的时期，很勤力地不绝上戏院看戏，当时无论在悲剧方面或喜剧方面，都有一大批十分出色的演员，而加里克(1)以其成熟的见识与精力充沛的表演所形成的弥天光芒，却将他们掩盖得黯然无色了。城市生活的种种乐趣，对于每一个不顾自身健康和钱财、也不管交结什么朋友的人来说，都是可以享受到的。我有时受了诱惑，学了坏榜样。不过我在洛桑养成的那些好习惯，却引导我寻求较为高尚、明理的人做朋友。如果说我的寻求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容易，并且没有完全得到成功，这个失败的原因，现在我要归之于我在境况和性格上的各种不利条件。假如我父母的地位和财产能使他们在伦敦每年有一份固定收入，那么他们的住宅就可以让我接待一大批高雅的朋友了。
我觉得自己像是住在陌生的大城市里的一个异乡人。当我初入人世时，我只接触到几家无聊的家族中人，还有几处零散的亲戚，不是我自己愿意选择的。我父亲的朋友中，最有帮助的是马莱特先生一家：他们先是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以后则是我自己的关系，待我很客气，很殷勤；而且不久我就“归化”成为他们一家人了。马莱特先生，英国诗人中有他的名字，他在谈吐上的从容和文雅，是不愿宽谅他的敌人也加以称赞的。他的夫人也不缺乏慧智或学识。由于他的帮助，我认识了赫维夫人，就是当前布里斯托尔伯爵的母亲。她因年老而且有病，经常呆在家里。她家的宴会是很出色的。到了晚上，她家里总要接待一批来自各国的上流社会男女客人。我也并没有不喜欢她对法国的习惯、语言和文学表示偏爱和装作熟悉的样子。
不过我在英国社会要求前进，一般说来，须靠我自己的努力，而我的这种努力却是委靡的，迟缓的。我没有天生的或者学得的那种讲私话和献殷勤的巧妙本领，用以打开每一家的门户和每个人的心扉；若使抱怨到我儿时体弱多病、以后在国外受教育，以及我的冷淡脾气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那也是不合理的。邦特街上辘辘驶过一辆又一辆的马车，我在自己屋子里守着书本度过了许多寂寞的夜晚，我的阅读有时被一声长叹所打断，这是我想到洛桑了。春天到来的时候，我毫不勉强地避开了没有伴侣的广大、喧闹的群众场面，避开了没有快乐的消闲活动。自从我熟悉伦敦二十五年来（1758——1783年），我的前景逐年增添光明；上文所说的这个暗淡光景，确当地说，是属于我刚从瑞士回国的那一段时间的。
我父亲在汉普郡的住宅，是在靠近彼得斯菲尔德镇的伯里顿，离朴次茅斯大道一英里，离伦敦五十八英里，交通很方便，我在那里度过了许多轻快的时日，也度过了若干沉重的时日。那是一座古老的大厦，已经临到朽败状态了，曾经按照现代住宅的款式和设备改造了一下。如果来访的客人不想看到什么，住在这里的人也不想要求什么。房屋坐落在小山脚下村子的尽头，这地点并没有出于适当的选择：不过邻近的土地形态变化很多、很好看；从丘陵地上望去，是一派壮丽的景色，住宅里可以见到的那许多悬在坡上的高大树木，大概是无法用园艺技术或者花费一点钱再加改进的。
我父亲亲自掌管全部地产，甚至还租佃了一些土地。不管经营盈亏如何，这个农场使他感到快乐和富足。农场的产物维持了许多人和马匹，其中家庭仆人和农夫加在一起，那数量是很大的。在农事闲空的时节，有主人喜欢的几匹漂亮的栗色马或灰色马套上马具去拉车。家庭中的经济事务，是由吉本夫人凭她的爱好和算计进行管理的。她为自己偶尔举行的几次宴会备办精美而感到自豪；而我则是从帕维雅太太贪婪克扣下的伙食骤然转到日常整洁而丰盛的英国餐桌上来了。我们的近邻人家为数不多，乡气很重。不过从我们这块丘陵地的边上过去，远至奇切斯特和古德伍德，那一带萨塞克斯郡的西部地区，散落着不少贵族邸宅和好客人家，我家和他们建立了一种友谊的交往关系，可能常有往来。
由于我住到伯里顿向来都是出于自愿的，所以家人对我总以笑脸迎送。不过我在乡居时节所享受的舒服生活，并不依靠一般的乡间娱乐。我父亲从来没有拿他对农事的爱好和他的农业知识来诱导过我。我从来没有拿过猎枪，很少骑马。我的哲人式的散步，走不多久就在树荫下一条凳子处停了下来；我坐上凳子，一动不动地在读书或默想中消磨很长的时间。在家里，我占用了一间宽大舒适的房间。过不多久，我将同一层楼上的藏书室当作了我的特有领地。我可以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像单身独处时那样不感到孤独的。当时我虔敬地压在心底里的唯一不满，是在于客气地对我自由支配时间所加的限制。由于我有早起的习惯，我经常可以在一天之中得到不受侵犯的一部分，并且偷用许多零星时间，以从事阅读。但全家早、中、晚三餐以及午后茶点，是有规定钟点的，而且历时很长。早饭后，吉本夫人在她的更衣室里等我去陪她。吃了午后茶点，我父亲要求我跟他聊天，并且读报给他听；又往往把我从很有兴趣的工作中叫下楼去，接待一些闲逛的邻居。邻人请吃饭和登门拜访，到了一定时节是要还礼的。我还害怕遇到满月朗照的那些日子，因为按照常例，我们要趁着明亮的月色举行路途稍远的远足。在一七五九年的夏季里，我不能不陪着我父亲到斯托克布里奇、雷丁和奥迪安三地去参加赛马，因为他曾经调驯了一匹马到这些地方去争取猎马奖杯。不过我也并没有不高兴看看我们的奥林匹克竞赛，看看当地的美丽风景，参赛马匹的飞速奔驰，以及众多观客的欢欣扰攘。临到民兵工作发动的时候，立即就有许多时日无聊地耗费在会议上。同年年末，我们又在朴次茅斯和戈斯波特进行了好几天竞选活动。不过我的学习功夫的间断，从见识到英国风俗的景象和学会若干实际知识上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补偿。
倘使说，我的求知活动在家庭气息较重或较为散漫的环境里多少有些松懈的话，那么，由于有一批书籍可用，我对知识的爱好之心却是炽燃起来、而且得到满足了；我还比较了洛桑的贫乏和伦敦的富饶。我父亲在伯里顿的书房里堆满了过去时代的破烂东西，有许多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的神学著作和政治书刊，都是早该处理掉的；不过其中也有一些有价值的古典文学和早期基督教作家的作品，看来是劳先生(2)选定的；也有不少是偶然添入的当时的英国出版物。我从这一点微薄的藏书开始，逐渐积累成了一个收藏多而且精的书斋，成了我的著作生涯的根底，而且无论我居家或外出，都是生活上最好的慰藉。
在我领到第一次按季度领取的生活费用时，有很大一部分用到了我的文事需要方面。我不能忘记我拿一张二十英镑的钞票买到二十卷《铭文学会研究报告汇编》时的欢悦心情；要用同样数目的开支而取得这么巨大而持久的理性消遣的宝库，可是不容易的。有一个时间，我非常勤力地进入这座古代文献的讲堂，我对这一部从一七五九年扩充篇幅至一倍、而在价值上未见相称的渊博而又繁富的丛书，这样表示了我的看法：“它使路易十四名垂永久，胜过了他那经常为害人民的野心；它开始了汇集正确的思想、礼节和学问的探索工作。”如要对我的书斋作出评论，须待它到了成熟时期再说了；不过在这里我可以允许自己表明，我想不出曾为炫耀而买过一本书；每一本书在它放上书架之前，都是曾经读过或者充分检查过的。
我还腾不出功夫、也提不起勇气重新学习希腊文，只是在星期天家人一起上教堂时，从选读《圣经》的新旧约中温习了一下。对一系列的拉丁文作家，没有原来那样一个个热心去读了；但是由先人的留传或我自己的购买，我获得了西塞罗、昆体良、李维、塔西佗、奥维德等人的著作的最佳版本，这给了我一个美好的前景，我对此是相当重视的。我坚持了摘录要点和写笔记的有益方法。举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就是有一份笔记到后来几乎变成了一篇文章。为了解释李维书中的一段文字，我参阅了前人许多枯燥难解的论文。在我用法文写的文章里，我竟很可笑地叫读者参看我自己手稿上关于古代度量衡和货币制度的注释。我这注释工作，到了开始组织民兵时骤然终止。
这时由于我已进入一个较为广阔的交游和学习范围，我要避免虚伪繁琐的言语应对，只好不理睬熟人中一大批庸夫俗子，限制自己接触读书人中那些亲密的朋友，就是以其自身的成就和声誉，或者因其在我的头脑里留有深刻的印象，而最值得我注意的一些人。
不过我愿趁现在这个机会，介绍给年轻读者一个大约就在那时我自己所用的读书方法。拿到了一本新书时，在略看一下全书的装帧和目录之后，我要先做好自审工作，就是要在一次独自的散步中，对全书或某一章节的主题细想我所了解或相信的一切，或者对此加以思考，然后才开始阅读。我到这时候才够得上辨明作者给我添了多少知识。而且，如果说有时我因书中见解与我相同而感到满意，那么，有时我就因为书中见解与我相反而有了对付的主意了。我在闲暇时间的最好伴侣，是我们英国一六八八年革命以后的一些作家：他们散发着理性与自由的气息；他们又非常及时地帮我恢复运用本国语言的纯洁性，因为长期使用外国语言，使我的英语污浊化了。我听从马莱特先生有识见的劝告，专心阅读斯威夫特和艾迪生的作品。机智和朴素是他们的共同特点，不过斯威夫特的文笔具有阳刚的创造魄力，而艾迪生的文笔则装饰有温文雅致的阴柔之美。旧日有一句责难的话，说是英国的祭坛从来不曾供奉过历史女神，这在最近已由罗伯逊和休谟(3)以他们最早的著作即苏格兰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历史加以否定了。我愿意放肆地说一句，我不是没有资格读这两部著作的：我也不愿掩饰在反复阅读二书时我的不同的感受。罗伯逊博士以他的完美的结构，刚劲的语言，巧妙的句子，在我心里点燃了热切的希望，很想有一天我能踏着他的脚印前进；而他的那位朋友和敌手，则往往以其冷静的哲学，超脱的、不可模仿的妙处，迫使我怀着一种混合着喜悦与失望的感受掩上了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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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里克：十八世纪英国著名演员和导演，扮演过莎士比亚戏剧中许多角色，并著有《论表演》等书。
(2)威廉·劳先生是吉本家的家庭教师，教过历史家吉本的父亲。
(3)罗伯逊和休谟是当时已享盛名的历史学家。休谟又是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下文所谓两部著作，是指罗氏的《苏格兰史》和休氏的《英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