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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柯林斯和威廉·帕特森去世————副总督托马斯·戴维————乔治·亚瑟的统治————罪犯管理体制————麦夸里海湾————亚瑟港————丛林土匪————黑色战争————乔治·亚瑟的黑色行动————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对土著人的保护————爱尔兰政治犯————来自多赛特郡的劳动者————约尔延·约根森————取名塔斯马尼亚
1803年和1804年设立霍巴特与达尔林普尔港殖民地的原因，在第八章已经提到。1810年，霍巴特的建立者和副总督大卫·柯林斯中校去世，当地的治安长官花五百英镑为他办了葬礼，但招致了拉克伦·麦夸里总督的批评。承办葬礼的账单被保存了下来，账单中有一份长达一百二十码的包括棺罩材料、十一件水手妻子的长袍、十一双长筒袜、十一件衬裙、大量手绢和两加仑优质醋的购买清单，显得非常奇怪。大卫·柯林斯撰写了第一本反映澳大利亚早期历史的书————《新南威尔士史》，真实有趣地记录了当代英国在澳大利亚建立统治的过程。1810年，朗塞斯顿的建立者和副总督威廉·帕特森在返回英国的途中不幸离世，他是亚瑟·菲利普总督时期澳大利亚的重要官员。
范迪门斯地作为新南威尔士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实际上是一段罪犯流放史，当地实行的管理制度与其所属的殖民地并无二致。大卫·柯林斯去世以及威廉·帕特森离开后，霍巴特和朗塞斯顿的副总督一职由来自英国的一位官员接任。新来的军官叫托马斯·戴维，在特拉法加海战中，他曾在霍雷肖·纳尔逊将军手下担任海军军官。他是一个乐天古怪的人，由于天气炎热，他来霍巴特入职时穿着一件短衬衫，胳膊上搭着外套。托马斯·戴维虽然受人欢迎，但行事不够沉稳老练，导致他的管理缺乏纪律性，下级对上级显得有失尊重。他经常与朋友们把酒言欢，其中包括一些罪犯。他喜欢粗俗的嬉戏打闹，与能够取悦他的人开怀畅饮。但如果有人冒犯了他，就会遭到鞭打或被吊死。他纵欲无度，用刑残忍。这位喧闹的托比·贝尔奇[1]式的托马斯·戴维为人处事的风格引起了拉克伦·麦夸里总督的不满。终于，在拉克伦·麦夸里总督的打压下，托马斯·戴维被迫辞职。
托马斯·戴维（1758——1823）
来自第四十八团的威廉·索雷尔接替了托马斯·戴维的职务。威廉·索雷尔是一位受人敬仰的优秀管理者，也是最后一位位居新南威尔士总督之下的副总督。
1825年，乔治·亚瑟在上任一年后，开始实行新制度。英国的帝国议会通过法案，决定分开管理范迪门斯地政府与新南威尔士政府，还设立了一个由指定的七人组成的上议院。上议院的职责与旧殖民地的对应机构近乎一致。议会还指派执行委员会为副总督提供建议。范迪门斯地的司法管理得到进一步强化。当地的小岛被分成几个管理区域，每一个区域由一位领取薪俸的治安官管理。此外，范迪门斯地还建立了高级法庭，首席检察官约瑟夫·盖利布兰德由于收取了一位委托人的辩护费用，后来又反过来指控对方，被乔治·亚瑟革除了职务，以表明他严格执法的决心。
纵观范迪门斯地作为流放殖民地的历史，其残忍的统治制度是文明时代的任何国家都无法比肩的。约翰·罗素和查尔斯·格雷等政治家说过，罪犯流放制度实质上就是奴隶制。但事实上，美洲和其他地方实行的奴隶制的残忍程度并不及这个美丽小岛上实行的罪犯流放制度。范迪门斯地比新南威尔士更堕落、酷刑执行更严苛，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解释。一开始，范迪门斯地大多数罪犯的罪行比新南威尔士罪犯的罪行更恶劣严重。居住在霍巴特的人原本都来自诺福克岛，诺福克岛是严厉惩罚流放到澳大利亚后再次犯罪的人的地方。后来，人们认为必须严明法纪。总体来说，在霍巴特，分派给殖民者的罪犯比悉尼的罪犯更不老实。因此，当地政府规定了非常严苛的惩罚制度。如果有殖民者因生气投诉了分派给自己的罪犯，治安官就可以对罪犯施以鞭刑。据记载，有几个罪犯遭到了残酷的鞭打，只是因为他们的主人在下达命令时，他们脸上露出了微笑的“无礼行为”。如果殖民者写信要求惩罚自己的罪犯，治安官就会鞭打罪犯直至昏厥，根本不需要提供他犯错的证据。乔治·亚瑟总督提供的证据表明，1833年，范迪门斯地的一万七千名罪犯中，有五千名罪犯从未受到任何投诉。乔治·亚瑟总督认为，这一数据对殖民地非常有利。但显然，数据表明有一万两千名罪犯受到了投诉，而简单的一个投诉就会使他们遭受鞭刑。
乔治·亚瑟（1784——1854）
英国政府在塔斯马尼亚岛发布的一份图文并茂的公告，旨在提倡土著民与定居者之间和谐共处
范迪门斯地被视为亡命之徒的收容站。1821年，澳大利亚西海岸的麦夸里海湾被选为专门流放罪恶最深重的罪犯的地方。麦夸里海湾位于一片荒凉海岸上，周围是常年受到雨水冲刷的巨大山石，显得非常萧肃冷清。航海家马修·弗林德斯曾“带着恐惧愕然”仰望那里的山峰。附近的海面常年受到南极大风的侵袭。就这样，麦夸里海湾成了收容罪恶滔天的亡命之徒的地方，见证了他们的痛苦经历。麦夸里海湾的囚犯身穿粗糙丑陋的黄色衣服，衣服上有一个黑色的宽箭头，箭头周围是狱卒的火枪。这身囚衣明确表明，他们是一群令人厌恶、无可救药的罪犯。普通罪犯一般身穿灰色或蓝色囚衣。重犯常常结伙干活，主要工作是砍伐森林里的大树，然后将木材拖到海滩上。一些罪犯带着锁链，在风暴肆虐的岩石上忍饥挨饿。由于物资匮乏以及生活艰辛，他们很快染上了恶疾，最后被病痛折磨致死。通往麦夸里海湾的狭窄入口叫地狱之门。乔治·亚瑟总督在塔斯曼半岛上建了一座新监狱，派一队持械警察和一群受过训练的警犬前去巡视当地与陆地的狭长连接处，亚瑟港的名字由此而来。亚瑟港的城墙和炮塔孤零零地耸立在壮观的废墟中，提醒后人这里曾有一段可怕阴森的过往。
废弃麦夸里海湾的原因之一是，管理者与丛林土匪的矛盾日益加深。托马斯·戴维、威廉·索雷尔和乔治·亚瑟执政期间，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在一个暴力恣意的社会中，丛林土匪应运而生。早在1806年，悉尼的公报上曾出现“威廉·佩奇，丛林土匪”等字样。1809年，威廉·布莱总督描述范迪门斯地的社会状况时，称丛林土匪是“一群强盗暴徒”。
范迪门斯地和新南威尔士除了殖民开发的领地，还有大片无人居住的区域。给这无人区目无法纪、偷盗成性的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刑期已满或逃脱了被奴役命运的罪犯们会“落草为寇”，偷一匹马四处游荡劫掠，过着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直到被抓住或被枪打死。持有武器的土匪是最危险的，以抢夺施暴为生。二十多年来，范迪门斯地一直是丛林土匪的活动地带。一群逃离管制的囚犯知道自己被抓后一定会被吊死，于是破釜沉舟，凭借野外生存技能和狡猾的犯罪头脑，过着冒险的丛林生活。丛林山寨一般隐藏在深不见底的洞穴里，仅能容一人藏身。丛林里有大量袋鼠可供食用，突袭当地驻点、抢劫邮件或洗劫商店也可以获得生存资料。
上述事实说明麦夸里海湾很难管制。到了特定季节，由于暴风肆虐，人们根本无法接近麦夸里海湾。想要逃离这个荒凉偏僻的地方，只能坐船或翻过杳无人烟的陡峭高山，然后穿过岛上西边的大片茂密的灌木丛，但这会是一场令人绝望的冒险。近百人曾尝试过逃跑，但大多数人命丧途中或被枪打死。曾有一群人逃到了丛林里，因饥饿开始互相残杀，据说有十个人被同伴杀死吃掉了。两个可怜的幸存者被抓到时，身上还携带着一些人肉。还有一些人成功逃离，加入了和他们一样的强盗团伙。毫无疑问，很多被分派给殖民者的罪犯遭到残忍虐待后，被迫与不法分子为伍。因此，他们残忍报复以前的压迫者也不足为奇。
乔治·亚瑟担任副总督时，也是丛林土匪最猖獗的时期。1825年，一群近百人的凶徒全副武装，骑着马在范迪门斯地境内游荡，给当地的殖民生活蒙上一层恐怖阴影。他们烧杀抢夺，无恶不作。马修·布雷迪是从麦夸里海湾逃出的一名罪犯，他带领一伙曾经攻击过威廉·索雷尔的土匪，突袭并成功围困了前来抓捕他们的军队，还将当地的罪犯全部放走了。在朗塞斯顿，这伙强盗有组织地发起了一场突袭，就像作战部队一样。当时最臭名昭著的土匪麦克·豪自称“护林队长”或“小镇镇长”。殖民地被这群无赖土匪弄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是时候采取一些措施镇压丛林土匪了。当地的农场都被封锁了起来，以免遭到袭击，甚至留下了防御的枪眼。乔治·亚瑟总督还制订了法令，允许殖民者看到持械的罪犯时立即开枪。一群士兵和一些殖民者拿着武器四处巡视，追捕逃跑的犯罪分子。乔治·亚瑟总督也亲自参与了追捕。人们齐心协力，一共抓获并审判了三十七名土匪。被捕的土匪全被判了死刑。1825年至1826年，一百多名罪犯被绞死。但这些有力措施并没有根除丛林土匪，因为将几千名罪犯流放到一个艰苦且人口稀少的地方，根本无法避免一些问题的产生。无论如何，当地政府还是将一群穷凶极恶、蹂躏抢劫殖民者的土匪一网打尽了。
后来，一些通俗小说将丛林土匪塑造成英雄形象，就像英国诗歌和传奇故事美化拦路强盗的所作所为那样。但事实上，逃亡的罪犯身上没有一点儿骑士精神，他们只是一群穷凶极恶的罪犯，而且大多数都很危险。
澳大利亚内陆地区也有一些作乱的土匪。1834年，在新南威尔士，威廉·温特沃斯的朋友沃德尔医生在家中被一个土匪杀死。维多利亚时期，凯利帮[2]的恶行和对他们的追捕成了一个刺激经典的冒险犯罪故事。但澳大利亚内陆殖民地遇到的麻烦远不及范迪门斯地遇到的多。
猖獗的林中土匪是引发“黑色战争”的原因之一。半个世纪内，“黑色战争”导致了塔斯马尼亚人的灭绝。范迪门斯地的土著人与澳大利亚内陆的土著人不同。在历史上的某个遥远的地质时期，这个小岛和澳大利亚内陆是相连的。然而，由于海床下沉，小岛和大陆之间的连接断裂，岛上的黑人被隔绝，没有受到外来人种的影响。后来，外来人种改变了澳大利亚内陆黑人的特征。塔斯马尼亚人待人友好，遇见过他们的英国人和法兰西人都认为他们不喜欢挑衅，富有幽默感。如果他们得到殖民者的尊敬，一定不会为对方制造麻烦。但殖民者和被流放的罪犯绝不允许这些土著人过上太平日子。随着殖民地的进一步扩张，杀戮和暴行成为家常便饭。有确切的证据表明，白人是导致战争的罪魁祸首。托马斯·戴维在1813年的声明中写道：“可怜的、未开化的黑人的仇恨，完全是被野蛮残酷的掠夺手段激发出来的，殖民者甚至夺走了他们的孩子。我们扪心自问，到底谁是野蛮人？是从黑人父母那里夺走孩子的白人，还是勇敢夺回孩子的黑人？”威廉·索雷尔担任总督时期，类似的暴行依然存在。加上丛林土匪们的蹂躏和掠夺，塔斯马尼亚人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被文明抛弃的堕落的流放者，用各种残忍方式折磨范迪门斯地土著们不幸的孩子。
爱德华·凯利被俘
塔斯马尼亚人的生产与生活
压迫最终导致了反抗。塔斯马尼亚人决定与压迫他们的白人对抗。1824年，乔治·亚瑟担任副总督时，塔斯马尼亚人采取了行动。然而，复仇只能让更多无辜者失去生命。黑人厌恶白人，白人为得到更多资源杀戮黑人。此外，白人拥有先进的武器。棍棒和长矛根本无法抵抗火枪。很多黑人在洗澡时或晚上围坐在营火旁时被射杀。《塔斯马尼亚史》的作者约翰·韦斯特从幸存下来的证人那里，收集了一些资料，撰写了关于那个时代的历史。他用一句生动的话再现了当时的战争：“受伤的人的脑袋受到重击，婴儿被丢进火里，刺刀一次次插入瑟瑟发抖的身体中。土著人在火焰旁相拥入眠，却在黎明前成为祭奠自己的灵火。”
乔治·亚瑟总督非常清楚土著人遭遇的不幸，也曾试图保护他们。他组织成立了土著居民保护委员会。该委员会指出，由于受到了残忍的伤害，土著人才采取了野蛮的报复措施。然而，作为一个负责的行政长官，乔治·亚瑟决不允许无政府状态占据上风。黑人不再区分敌人和朋友，任何闯入他们势力范围的白人都会死在他们的长矛下。乔治·亚瑟竭力缓解紧张局面，下令悬赏活捉土著人，一个成人五英镑，一个儿童两英镑。因此，一个抓捕队很快成立，他们像搜捕猎物一样抓捕土著人。菲利普港的殖民先锋约翰·巴特曼因采取了温和手段招降黑人而名噪一时。
然而，小规模行动的队伍并不足以平息动乱。乔治·亚瑟决定组织一次大规模驱逐行动，将小岛中部和南部的黑人赶到塔斯曼半岛上。所有士兵、警察和持械的殖民者们一起，对湖区到东海岸的圣帕特里克之间的区域进行了地毯式搜捕。近五千人参与了这次行动，乔治·亚瑟总督亲自担任最高指挥。所有武装力量由军队的军官统一指挥，一名士兵负责搜寻一处区域。这场搜捕动用了殖民地储备的大量弹药、枪支和手铐。
1830年10月7日，搜捕队开始向南推进，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是帮忙将土著人驱逐到关押他们的辖区。但行动结束时，他们只抓到了一个男人和一名儿童。除了这两个人，其他土著都偷偷躲过了他们的防线。乔治·亚瑟的黑色行动耗资高达三万英镑，但最终像用捕蝶网捕捉阳光一样，徒劳一场。
塔斯马尼亚人在开会
塔斯马尼亚人受到殖民者的压迫，奋起反抗
行动失败后，一个叫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的建筑师和土著人打过交道，有一些经验，也懂得土著人的语言。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是卫理公会派的教徒，为人善良，非常同情土著人的命运。在同时代的人眼中，他的提议使他看起来像一个疯子或傻子。事实上，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曾提议不带武器去接近土著人，像朋友一样和他们对话，告诉他们不管某些殖民者和罪犯如何对待他们，政府的真正目的是改善他们的生活环境。他的提议中有一条是停止抓捕土著黑人，禁止殖民者在他们面前携带武器。这个默默无闻的建筑师确实做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他曾跋涉几百英里，为了完成自己的任务不惜任何代价。他做过的最伟大的事是告诉世人，被抓捕的黑人也拥有人的灵魂，可以与他的灵魂产生共鸣。他接纳了一些自己熟悉的黑人，与他们成了朋友，并在这些人的带领下来到了土著人藏身的地方。他经常身陷危险，但沉着和自信总能帮他化险为夷。曾有一帮土著人用长矛瞄准了他，但他平静地走到他们面前，和他们握手言和。他还将一个野蛮部落的残余力量带到了霍巴特的政府大楼前。为了向土著表示欢迎，乔治·亚瑟总督命令乐队奏乐，但土著人吓得大声尖叫，围在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周围寻求保护。
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1791——1866）与塔斯马尼亚人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只要土著人、殖民者和罪犯生活在同一片大陆上，就一定会有纷争。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不可能前往所有地方调解争端。他可以劝他所接触到的土著人做任何事，但在他去不了的地方，争斗仍然不可避免。因此，有人提议让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召集所有活着的土著黑人，将他们带到巴斯海峡的弗林德斯岛。1835年，该提议被批准实施，但需要迁离的人口总数只有二百零三人。欧洲人第一次占领范迪门斯岛时，当时的一个土著部落有几千人。即将迁离的土著人受到了乔治·奥古斯都·罗宾逊和其他殖民者的礼待。但所有想保留这个种族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这些土著人渐渐病倒，最后都病死了。然而，他们留下了一些混血儿。1860年，最后一个塔斯马尼亚人也去世了。
有关范迪门斯地罪犯流放制度的最后阶段将在第十七章中叙述。范迪门斯岛除了接收罪犯，也收容了很多能人异士。托马斯·温赖特就是其中之一，他既是伪造犯、投毒犯，也是一位艺术家、文人。他是查尔斯·兰姆的朋友，曾是皇家艺术学院的绘画师。此外，宪章运动中的几位领袖，如约翰·弗罗斯特、威廉·琼斯、泽弗奈亚·威廉姆斯等人，由于在1839年参与了威尔士的新港动乱被流放。如果在这之前被控叛国罪，他们受到的刑罚应该是死刑，但他们在范迪门斯地过着非常安逸的生活，并亲眼见证了宪章运动提出来的所有改革意见被澳大利亚政治体系采纳的过程。1848年的爱尔兰叛乱为殖民地带来了一群颇有影响力的政治犯，其中包括史密斯·奥布莱恩、托马斯·马尔和约翰·米切尔。他们都是受过教育、有才能的人。托马斯·马尔回忆起1848年的爱尔兰叛乱时写道：“付出巨大代价冒险一搏后，还是失败了。”政治犯受到了悉心照料，在假释问题上有很大的自由度。其中一位还在霍巴特办了一家报纸，叫《流放的爱尔兰人》。他们属于乔治·亚瑟在一份官方文件中提到的“语言贴近大众、行为比较绅士的罪犯群体”。托马斯·马尔在给朋友加万·达菲的信中写道：“我们应该像君子一样，心甘情愿地付出代价。”史密斯·奥布莱恩在流放地变得越来越焦躁不安，给自己造成了不必要的束缚。约翰·米切尔将妻儿带到了殖民地，在岛上生活了五年后，他在六位同伴和一些爱尔兰裔美国人的帮助下，成功逃到了美国。
泽弗奈亚·威廉姆斯（1795——1874）
还有一些罪犯是在早期的英国工会运动中，由于受到英国政府的敌视被逮捕流放。乔治·洛夫莱斯和四个多赛特郡工人因参与了农业劳动者友好协会，并煽动其成员宣誓不接受低于一星期十先令的工资被判流放七年。1836年，由于这一事件激起了民愤，政府被迫释放了他们。乔治·洛夫莱斯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改善同伴的生活条件。服刑结束后，他写了《辉格党原则的受害者》一书，书中讲述了他在流放地看到的逸闻趣事。
在这段疯狂、野蛮的岁月里，一位叫约尔延·约根森的特立独行的人来到范迪门斯地。他是一个高瘦、蓝眼的丹麦人，也是一个天才浪子，一生充满传奇和冒险。他曾在马修·弗林德斯的带领下参与了探险航行，在“纳尔逊夫人”号上担任大副，也是护送第一批殖民者登陆里斯顿湾的军官之一，亲眼见证了殖民地的建设过程。后来，他被流放到了里斯顿湾。回到欧洲后，拿破仑战争期间，他在一艘丹麦走私船上工作，但被英军俘虏。后来，他被派往冰岛运送补给品。他抓了冰岛的丹麦总督，并向当地人宣称自己是英国政府派来兼并冰岛的。因此，他成了冰岛的总督，还在冰岛建立了陪审团制度，改善了当地的教育体制，并向伦敦发送文书宣布自己占领了冰岛，将其归入了英国的版图。当然，英国并没有承认这种未经授权的占领。回到英国后，约尔延·约根森被派去欧洲大陆从事秘密外交工作。任务结束后，由于天性好赌，为了筹集赌资，他偷偷卖掉了租住的屋子中的家具，继而锒铛入狱，获刑七年。他在纽盖特监狱服刑四年，协助监狱里的药剂师配药。出狱后，他被当地驱逐出境。他承诺要离开这个国家，但却没有做到，后来作为逍遥法外的异乡人再次被捕，并被判终身流放。见过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能力出众的人。约尔延·约根森确实多才多艺，他在旅行见闻、神学、政治经济学方面都有著述。
约翰·米切尔（1815——1875）
约尔延·约根森（1780——1841）
范迪门斯岛的海岸线附近迎接了很多航海家、探险者，其中有荷兰人、法兰西人和英国人。范迪门斯地见证了许多流放者的痛苦，倾听他们的忏悔。然而，随着制度的变迁，旧名字随之更换。流放罪犯制度结束前，这里的居民一直希望废除流放制度。于是，他们开始用塔斯马尼亚称呼范迪门斯岛。1853年，岛上建立自治机构时，“塔斯马尼亚岛”被写进了宪法。
注解：
[1] 托比·贝尔奇（Toby Belch），莎士比亚的喜剧《第十二夜》中一个酷爱酗酒享乐的人物。————译者注
[2] 凯利帮是以爱德华·凯利为首的丛林土匪的名称。爱德华·凯利随父亲来到澳大利亚，从小生活艰苦，蔑视权威，并屡次被捕，后来拉帮结伙成立了凯利帮。————译者注